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带领党和红军走回正确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于1925年在贵州遵义召开，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下召开的会议。
遵义会议任命毛泽东为新中央的正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更好的抗战。
遵义会议决绝了“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的性命，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的历史转折点，为党和红军今后的抗战道路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1935年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转折，是谁首先站出来力挺伟人的？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动近百万部队，对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当时，领导过前三次反围剿并获得胜利的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的指挥权掌握在博古（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李德（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和周恩来（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等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手里。
“最高三人团”实际上是博古和李德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为首，他们具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他们的作战方针则是借鉴外国革命的战略而来，并且奉为铁则。
博古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李德和博古经常将外国的战术照搬照用，没有考虑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敌我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他们迷信正规战争，抛弃了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游击战术，抛弃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敌人”的正确主战，而是固执地坚持要与敌人硬碰硬，坚持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
这样，在李德为首的“三人团”的错误指挥下，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红军陷入了苦战。到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伤亡惨重，“最高三人团”无奈下令，让红军退出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遂以失败告终。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军内部就有不少人对“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方针产生了质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如朱德、彭德怀等，曾以不同的方式，向李德、博古他们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均被李德、博古驳回。
尽管毛泽东当时已经没有了军权，但他凭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征的深刻了解，早已看出，中国的革命战争完全不是李德口中的“正规”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为此，毛泽东多次向李德和博古提出自己的意见，但都没有得到认同。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向来是说一不二，他对于同志的意见和批评总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导致红军内部矛盾加深，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湘江战役的惨烈，更是把这种不满情绪推向了顶峰。
李德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开始，这场战役在李德的又一次错误指挥下，对红军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一击。
在李德的坚持下，红军继续按照错误的路线前进，继续按错误的作战方针进行，致使湘江战役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历时最大、规模最长的一场战争，也是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尽管最终红军强行渡过了湘江，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其惨重。红军第五军团、少共国际师、第八军团损失尤其惨烈，其他军团亦遭到了重大损失。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初时的八万兵力锐减到三万多人！
湘江战役的惨烈让红军内部对于领导层的不满和质疑愈发高涨，此时的红军，外有蒋介石虎视眈眈，内有左倾错误思想把守领导层，可谓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在毛泽东等人的激烈坚持下，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改变原来向敌人重兵把守的湘西转移的战略，而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5年1月，红军拿下遵义之后，毛泽东看出不少同志对于“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和决定积蓄了诸多不满，他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召开一场会议，来推翻李德等人制定的错误方针。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肃清领导层的错误，才能让红军正式走上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路线。
为此，他找到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向他分析了自己的见解，并指出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路线已经严重脱离红军面临的实际环境，希望能得到王稼祥的支持，重新确立红军的战略路线。
王稼祥尽管也是留苏派，回国时间也短，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得也不是很深入，但毛泽东对于当时局势的分析，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以及对未来战略路线的长远规划都让王稼祥听后，为之惊叹折服，佩服不已。于是，他转而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他的促进下，毛泽东找到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样也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
随后，朱德、周恩来这两位红军重量级领导也认同毛泽东观点，认为红军长期以来的错误路线，已经让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逐渐落入下风，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便是领导层的错误指挥，要想在未来扭转失败的局面，就必须肃清领导层的错误指挥，改换更加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本质的人来领导。
于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在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志的促进下，1935年1月15日的晚上，遵义会议召开。
遵义会议持续了两日，与会的领导人注意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会议一开始，李德和博古就率先发难。博古第一个站出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敌军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说对方无论是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备都远胜我方。
显然，博古的报告充满“甩锅”的意味，而对于自己和李德生搬硬套的外国战术，无视客观事实，漠视诸多同志的批评、建议的错误却只字未提。
与博古、李德推卸责任不同，随后，周恩来进行军事问题上的报告，他态度诚恳，没有丝毫逃避。他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红军的军事领导、作战路线出现了错误，按照错误的路线执行必然会得到失败的下场。随后他主动承担责任，向诸位同志承认自己的过错，进行了自我批评。
同时，周恩来也对同为“三人团”的李德和博古进行了批评，认为二人不仅在军事指挥上出现重大过失，而且多次无视其他同志的质疑、建议，造成一错再错。
周恩来的发言无疑让会议充满了******味，博古和李德并不认同他的说法，他们一再强调敌人的实力过于强大，敌我差距太过悬殊，失败在所难免。
这时候毛泽东站了出来，一针见血地点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确实远超红军，但在过去的诸多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亦有获胜，否则反围剿战争不可能打到第五次，敌我实力悬殊，并不能作为失败的借口。
接着，毛泽东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果进行正反两面的经验总结，他指出博古和李德在战略路线的制定上出现了重大错误，他们生搬硬套外国的革命战术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在作战时过于冒进，缺少谨慎；在防守时又过于保守，缺乏实践认知；战术不符合作战环境，过于纸上谈兵。
毛主席的分析犀利而到位，直击要点，从外到内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全部分析了一遍。
李德和博古在领导层待了这么久，拥护者自然不少，时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何克全当时就站了出来，指责毛泽东的观点未必正确，外国革命的战术能够取得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战术都是前人总结的制胜之法，经历几次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敌我双方确实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
但毛泽东指出：并不是外国的战术不强，也不是李德同志不懂军事作战，而是他确实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本质，认清我们的战备条件和所处的环境是远远要比外国恶劣的，这些因素在制定战术时必须考虑进去，但李德同志生搬硬套外国的战术，无视实际情况，无异于纸上谈兵。
会议到此时形成了两派，一派是无视事实，一味顽固的李德等人；一派是认同毛泽东理念、积极探讨革命实际本质的周恩来等人。两派都已经表明各自的观点，处于僵持之中，这时，就差有人出来站队了。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如果谁在此时站出来，第一个支持毛泽东的话，将会对中国革命今后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谁将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明态度的关键人物呢？
就在这时，之前已经被毛泽东的远见所折服的王稼祥第一个站了出来，他相当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意见，支持泽东的观点，并指出：虽然国民党实力雄厚，但红军走到这一步，自身的问题亦是重要因素，李德和博古的战术并不适用红军面临的条件。
王稼祥的发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众人尽管很多人内心支持毛泽东，但仍然保持沉默，不公开发表意见，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李德和博古当时仍处于领导层地位，很多同志出于怕受处分的心理，不敢贸然反对二人；第二，李德、博古和毛泽东各抒己见，虽然大家饱受李德错误指挥之苦，但也不敢肯定毛泽东的主张就一定是对的。
而王稼祥此时已经非常确定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勇敢地第一个站出来表达意见，这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带头作用。
王稼祥
在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原本就支持毛泽东的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其他同志也终于下定决心，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改变以往错误、古板的战略路线，大胆地走出新的一步！
至此，遵义会议落幕，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在会议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解决了红军后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正式踏入历史舞台，并且站到了历史舞台的最中央。他将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他将彻底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而王稼祥，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参与者，正是他在会议最关键的时刻，第一个站出来发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投下了拥戴毛泽东复出的关键性的一票，随后经由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众人的合力支持，才使得毛泽东重掌军权，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稼祥为中国革命尤其是为毛泽东的复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也应该记得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