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长安是西安的古称，从西周到唐代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1077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古都。
唐长安城大明宫是唐代长安三大内最宏伟的宫殿，也是世界古代史面积最大最雄伟的宫殿建筑群，面积为明清北京故宫的4倍多。
长安文化影响极其深远，由于建都长安的周、秦、汉、隋、唐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盛和文明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唐以后，虽然长安不再为国都，但“长安”一词却成为国都别称。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现为陕西省省会。西安是副省级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
洛阳何时才成为唐朝的首都？
唐朝前期的五位皇帝中，除高祖外都曾对洛阳进行过一定规模的修复和营建，尤以武则天时期为最，一度将洛阳城提高到与长安相近的国都地位。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武则天，营建洛阳都顺应了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发展大趋势。关中长安经过上千年的开发与发展，至唐前期，其经济、农业已无优势。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地沃土肥，然而仅靠八百里之地支撑一个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还是很困难的。此时，关中地区还面临木材缺乏的问题。北方经济区曾经是生态平衡比较好的地方，草木繁盛、植被覆盖完好、水美地肥。但经过上千年的开发，到隋唐时期，这里很大部分的森林消失了，尤其是河洛地区周围几乎成了濯濯童山。西汉修长乐、未央等宏大宫殿时，所用多为秦陇大木。
隋炀帝营建东都的目的我们看一看炀帝建东都的情形。据 《资治通鉴》 卷一八零载：
三月丁丑诏杨肃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都。……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之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步之。
很明显，隋炀帝建东都重享乐，而不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关东、江淮地区。又据 《唐六典》 卷七 “东都下” 注曰：“ 炀帝既好奢靡，恺又多奇巧，遂作重楼曲阁，连闼洞房，绮绣瑰奇，穷巧极丽。” 可见隋炀帝的洛阳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供其私人玩耍的场所，颇具离宫性质。所以很多学者认为隋炀帝没有迁都洛阳，而是将其作为陪都。
初唐时期的洛阳唐初统一全国后，曾将洛阳一些特别奢华的建筑焚毁以顺应民心，后虽重建但华丽程度已不及炀帝之时，但也更注重建筑的实用功能。《资治通鉴》卷一八九载：“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撒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到了贞观四年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五年九月，“又将修洛阳宫。……久之，竟命将作大将窦进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琎官”。“隋旧苑（指芳华苑，即武后之神都苑）方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太宗嫌其广，毁之以赐居人。”到了高宗年间，“作宿羽、高山等宫，徙洛中桥于长夏门，废利涉桥，人便之”。
武则天营建神都的过程武则天的洛阳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取代长安而成为第一首都，所以武则天营建洛阳时，大量增加了其作为首都应该具备的设施。《资治通鉴》卷二零五记载：“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自是（长寿元年）……始筑之。”又据《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志载：“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构宫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外城是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该具有的市政设施；百司是作为一个首都应该具备的政治性设施。没有外城、中央官署和诸卫，怎能算一座合格的都城？而这些基本都是在武周时期完善的。此外，据《唐会要》卷八四"移户条"云：“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洛阳到这时才有了较高的实用价值，也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不仅仅是一座豪华的皇家花园。
垂拱四年“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以其地作明堂。……（十二月）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风，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橘泸樘棍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明堂乃祭祀先帝及三皇五帝等前代贤君的地方，是一个国家、一个封建政府王朝的祭礼之地。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已不是供皇家游赏玩乐的场所，与隋炀帝之东都不可同日而语。
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中，居住着无数的官僚贵族，他们骄奢淫佚，挥霍无度。例如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相帖柱，琉璃沈香为饰 ”。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政治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特别是神龙政变后，繁荣的洛阳开始走向衰落。
客观上讲，武则天抬高洛阳的政治地位，将洛阳定位首都，有力打击了以关中地区为大本营的关陇军事集团。也保护了新兴地主，并给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其次为后来玄宗时期解决关中粮食问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如翦伯赞先生所言：“ 武则天打击大地主……客观上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替后来开元盛世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