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说的提出者是谁

移情说的提出者是德国费肖尔父子。移情说是因“移情”这一概念而得名的美学理论，是西方传统美学的术语，“移情”这一术语源于德语“einfuhlund”，英语对应词由美国心理学家E.铁钦纳根据“sympathy”转翻译为“empathy”。

移情说的主要内容

“移情说”是指的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活动，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加诸对象，使对象具有一定的情感和审美色彩。

“移情说”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认为人的美感是一种自我的心理错觉，产生美感的根本原因在于“移情”。

“移情说”是西方现代美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以及心理学流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

移情和投射的观点是谁提出来的

思想的交汇：约翰·鲍尔比与让·皮亚杰

作者：苏珊娜· 帕利尼 和 芭芭拉· 芭卡茜娅

翻译：余菊

约翰·鲍尔比

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多次强调依恋理论与行为学和皮亚杰理论之间的互补性。然而，为什么行为学和精神分析学对鲍尔比思想的贡献被许多作者强调，而让·皮亚杰的影响却被系统性地忽视，这一点尚不清楚。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这两位杰出学者的理论之间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仔细阅读了鲍尔比的80部作品(书、书的章节和文章)。

随后，将明确引用皮亚杰作品的文章被挑选出来。特别是，通过鲍尔比对皮亚杰作品的大量引用，以及分析他们两人在50年代参加一个重要的跨学科小组中的讨论，即由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国际儿童心理学跨学科会议，可以找到皮亚杰对鲍尔比思想影响的证据。此外，我们还分析了鲍尔比在其理论中使用的皮亚杰的概念，如客体永久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两位作者在这些概念上的相似之处。最后，我们强调了鲍尔的内部工作模型概念与皮亚杰的通过同化和适应过程来发展知识这个概念之间的类比。

关键词：适应，同化，依恋理论，内部工作模型

在依恋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中，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了鲍尔比的思想。尽管精神分析和行为学的贡献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分析过(Fonagy, 2001; Fonagy, Gergely, & Target, 2008; Van der Horst, Van der Veer, & Van IJzendoorn, 2007)，但是皮亚杰理论对约翰 鲍尔比依恋理论形成的影响尤其被忽视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值得更深入地思考。承认皮亚杰的观点对鲍尔比思想的贡献有助于进一步突出依恋理论的跨学科特征。特别是，正如他自己肯定的那样，鲍尔比对认知过程的特殊兴趣，构成了他的构想与认知理论的兼容性的重要线索(Bowlby, 1988)，他与皮亚杰工作的相关性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约翰·鲍尔比来自英国精神分析界。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了培训，在那里他的培训和督导分析师分别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琼·里维埃( Joan Riviere )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然而，很早的时候，鲍尔比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行为学，也涉及认知科学。

正是这样的兴趣逐渐决定了他与精神分析模型的区别。正如他在晚年所肯定的那样:“其他研究人员试图将实证主义的新酒倒入理论的旧瓶中……而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正寻求新的理论模型”(Bowlby, 1984, p. 8)事实上，鲍尔比创立一种关于发展的新理论的第一个理由是，他需要利用新酒（新的研究成果），这种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再被吸收到旧的理论瓶子中;相反，鲍尔比想要构建一个“开放”的理论。

也就是说，这一理论将逐渐能够吸收和整合来自儿童发展各个研究领域的新数据。毫无疑问，在新“酒”中，有着让·皮亚杰的创新研究的根本贡献，鲍尔比认为这个新酒已经倒入他新的理论瓶中。

鲍尔比反复强调精神分析不仅与行为学方法相兼容，而且与皮亚杰的工作相容：在他1957年的文章中，鲍尔比除了说明他对行为学的主要兴趣之外，还指出行为学在分析其他物种的社会发展方面已经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他认为皮亚杰的工作绝对是对行为学，精神分析和学习理论的补充(Bowlby, 1957)。

在20多年后的《情感纽带的建立和破裂》(Bowlby, 1979)中，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和互补，以及让·皮亚杰工作的相关性的观点将进一步得到重申。在这本书中，鲍尔比公开承认皮亚杰对理解儿童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皮亚杰开创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将极大地推动“我们对婴幼儿为自己建立、栖居并最终塑造的认知世界的洞察 ”(Bowlby, 1979, p. 32)。

鲍尔比除了强调皮亚杰基于观察的方法论的创新外，还对皮亚杰研究的社会情感含义特别感兴趣。他对皮亚杰关于婴儿认知过程的新发现表示欢迎，认为这些发现为理解儿童与父母之间情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他认为“我的目的……是提供与儿童联结的感觉和认知方面的草图，作为考虑其动力性方面的背景”(Bowlby, 1958a，第361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关注约翰·鲍尔比和让·皮亚杰观点之间的连接。为此，我们仔细研读了鲍尔比的80篇著作(书、书中的章节和一些论文)，随后选择了所有明确引用皮亚杰作品的著作。

我们有两个证据证明皮亚杰对鲍尔比的影响：(a)鲍尔比在他的文章和书籍中大量引用皮亚杰的观点；(b)他们两人在50年代都参加了一个重要的跨学科小组，如由坦纳((Tanner)和英海尔德(Inhelder)编辑的塔维斯托克系列《儿童发展讨论》中所证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在这些会议期间，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的这些讨论和思想交流影响了他们后续的工作，即使没有明确的相互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最后的著作中，这位英国学者回忆了他在那个跨学科小组的经历和皮亚杰的参与，证明了这一相遇与他的理论形成的相关性(Ainsworth & Bowlby, 1991)。

关于以上提及的第一个证据，对皮亚杰的引用能够在鲍尔比以下的工作贡献中得以显现，如表1所示:

表1 引用了皮亚杰观点的鲍尔比的作品

1.儿童发展研究的行为学方法，《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1957年;

2.孩子与母亲的关系的本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58年；

3.分离焦虑，《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60年;

4.婴儿期和幼儿期的悲伤和哀悼，《儿童精神分析研究》，1960年;

5.《依恋与丧失》三部曲，1969年、1973年和1980年;

6.《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1979年;

7.人格发展的行为学方法，《美国心理学家》，1991年。

在他1958年的著作中，鲍尔比详述了皮亚杰理论的一些方面，在他看来，这些方面对于分析孩子和父母之间建立的纽带似乎特别重要。

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皮亚杰的两部作品：1936年的《儿童智力的起源》( La Naissance de l’intelligence chez l’enfant)和1937年的《儿童对现实的建构》( La construction du réel chez l’enfant )。多亏了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鲍尔比才得以接触到这些作品。

第一本出版于1953年，书名为《儿童智力的起源》( The Origin of Intelligence in the Child)，第二本出版于1955年，书名为《儿童对现实的建构》(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鲍尔比在这篇本书中的部分文章中表明了他对儿童行为阶段的兴趣，在这个阶段，面对熟悉和不熟悉的客体，他们此时此地行动，然后再到他们能够向自己呈现物体，事件和人的阶段。他还介绍了皮亚杰客体永久性的主题，这将在随后的出版物中得以发展。

在他的三部曲《依恋与丧失》的第一卷《依恋》(1969)中，鲍尔比引入了“依恋”这个词，这个词在他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 (Richard Bowlby, 2004)。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皮亚杰21次，包括引号内的文本。

除了前面提到的《儿童智力的起源》和《儿童对现实的建构》这两本书之外，鲍尔比还引用了另外三本书：1926年出版的Le Language et la penssame chez l’enfant的英文译本于1926年出版，题为《儿童的语言与思想》(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1947年出版的 La psychologie de l’intelligence的英文译本于1950年以《智力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为题出版;1948年，与芭贝尔英海尔德（Bärbel Inhelder）合著的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chez l’enfant，于1956年以英文出版，题为《儿童的空间概念》（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在这本书中，他开始把他的理论系统化。

在三部曲的第二卷《分离:焦虑与愤怒》中，皮亚杰的名字出现了七次。除了引用《儿童对现实的建构》，鲍尔比还引用了弗拉威尔(Flavell)在《让·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一书中对皮亚杰工作的介绍。

在《依恋与丧失》的第三卷《失落:悲伤与抑郁》(1980)中，鲍尔比17次引用了让皮亚杰的观点。除了《儿童对现实的建构》，这位英国学者还引用了 《儿童符号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symbole chez l’enfant, 1945)，该书于1951年被翻译成英文，书名为《童年中的游戏、梦和模仿》(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在《情感纽带的建立与破裂》(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 , 1979)一书中，皮亚杰的话被引用了五次。

让·皮亚杰

在他的著作中，他明确地提到了皮亚杰关于(a)通过探索活动来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和(b)建立儿童象征能力过程中的具体特征。首先，鲍尔比(1969)与皮亚杰的观点一致，认为探索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行为类别，就像进食和交配一样，受到新奇事物的刺激的，这一观点与行为学的观点完全一致。

这种活动与从周围环境中提取信息的感觉运动水平的认知发展特别相关。鲍尔比回忆起皮亚杰所描述的探索行为的特征:通过行动、身体动向、操纵和实验来了解。

鲍尔比(1969)还指出，皮亚杰在他1936年的作品中讨论了父母在支持探索行为方面的作用，不仅因为支持行为的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来源(提供视觉和手动刺激)，也是因为他们为孩子提供了探索的机会。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皮亚杰关于母亲作为探索的基础的观点与鲍尔比的安全基础概念是绝对相容的，也包括情感和社会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鲍尔比在皮亚杰的作品中发现了他偏爱的依恋和探索之间互补性概念的先驱，根据这个概念，安全的依恋关系本身有利于探索行为。

其次，这位英国学者(1969)同意他的瑞士同事关于皮亚杰在他的《童年的游戏、梦和模仿》一书中提出的通向表征或“符号化”的观点，即同意皮亚杰所认为的，在生命的第一年结束时，刺激开始被符号思维所调节，从而允许现实表征的形成。鲍尔比(1969)写了从由试错控制的刺激反应行为到由觉察控制的目标纠正行为的过程，并指出皮亚杰称这一过程为从基于感觉运动智力的行为到基于符号思维的行为的变化。

根据鲍尔比的观点，象征能力是建立在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基础上的，其结果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意义刺激范围的扩大，因为无生命的客体可以被视为社会互动有关(Bowlby, 1957)和有意行为的发展(Bowlby, 1969)。

鲍尔比推断，根据皮亚杰的理论，目的性行为遵循符号思维的起源，而实际上，这位瑞士学者认为目的性行为的起源是在第三循环反应阶段(Bowlby, 1969, p. 193)。

在获得符号能力的过程中，两位作者都考察了以下几个方面:(a)主体与客体的区别;(b)对客体持久性的理解和随后的表征技能，这与儿童意识到客体独立于儿童而存在的观念密切相关;(c)符号思维的潜力，允许在目标表征的基础上进行行为调节，并理解其他人可能有不同于自己的目标。

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对鲍尔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皮亚杰对婴儿在生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的描述，它仅仅是一系列图像，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还是动觉的，都只存在于此时此地。鲍尔比认为这样的描述与弗洛伊德和施皮茨(Spitz)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最初不存在区别的观点非常相似(Bowlby, 1958a)。

在鲍尔比和施皮茨看来，辨别熟悉和陌生人物的能力在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辨别能力在当时已经被施皮茨和沃尔夫(Wolf, 1946)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Bowlby, 1958a)。

早在1951年，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曾借给鲍尔比一份《所罗门王的戒指》的校样(Lorenz, 1952) ，他为这本书写了前言(Van der Horst et al., 2007)。鲍尔比被洛伦兹描述为“印记”的现象所震撼，这种现象成为依恋概念的基础。

然而，我们的作者必须解决从这种跟随在场照顾者的行为过渡到当照顾者不在场时寻找他/她的行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行为不再完全依赖于即时刺激，而是受到规则的指导，这些规则使他/她能够将感知数据与记忆信息结合起来。

为了解释这一转变，鲍尔比(1969, 1973, 1980)采用了皮亚杰(Piagetian)的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是识别和回忆功能的基础。皮亚杰强调，在大约六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开始寻找一个消失了的有趣的客体。预测能力应该在大约9个月的时候出现，并且与分离焦虑有关，因为，由于它，孩子明白他或她母亲存在的需要(从行为学的角度探索)将不会得到满足(Bowlby, 1960a)。

只有在那之后，他才能够跟踪这个客体的位置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与重新发现的对象联系起来，就像它消失之前一样，而不是认为出现的是一个新的客体。这位英国学者还强调了他的瑞士同事是如何观察到，当孩子发展了他的客体永久性概念时，他也发展了人物的永久性的能力，因为他或她越来越有能力准确地向自己去呈现缺席的人在哪里。人物的永久性的发展使孩子既能在母亲靠近时接近她，又能在母亲不在时寻找她(Bowlby, 1980)。

鲍尔比将人物的永久性(person permanence)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儿童在与依恋人物分离或悲伤过程中的体验的关键概念(Bowlby, 1960b, 1980)。特别是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失落-悲伤和抑郁》(1980)中，作者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在分离和悲伤的过程中孩子与父母之间建立的纽带。他特别信赖皮亚杰对他孩子的观察。

这位瑞士作家意识到，孩子们会经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没有掌握这种新的人的永久性，他们会继续在那些他们自己通常会去的地方寻找别人。鲍尔比(1980)报告了皮亚杰对他小女儿露西安娜(Lucienne)的观察:有一天，15个月大的露西安娜和母亲在花园里，这时她的父亲来了。皮亚杰的妻子随后问露西安娜她的父亲在哪里，露西安娜没有直接指向他, 这个时候父亲也在场，而是转向她父亲办公室的窗户。

鲍尔比将这种在感知和记忆之间的困惑比作失去亲人的孩子在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他们对失去的亲人的态度在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寻找之间摇摆不定。让·皮亚杰对这些过程的例证使鲍尔比能够说明，这些过程本身并不是病态的 (Bowlby, 1980)。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依恋的概念基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行为，分离的概念基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皮亚杰。

鲍尔比指出，皮亚杰对“意图”和“目的性”这两个术语的使用类似于英国学者米勒、加兰特和普里布拉姆(Bowlby, 1969)对“计划”或“目标”的使用。在孩子学会制定目标矫正计划的同时，他或她也学会了依恋对象和其他社会主体可以有自己的目标矫正计划。依恋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或多或少成功地试图影响照顾者对他/她行为方式。

换句话说，孩子制定的计划能够改变照顾者的计划，因此后者可能会改变他或她目前的行为并接近孩子 (Bowlby, 1969)。要修改另一个人的目标，就必须赋予另一个人制定计划的能力，从现有的线索中推断出另一个人的目标可能是什么，最后修改另一个人设定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同时考虑多个因素(Bowlby, 1973)。鲍尔比将这一过程置于克服皮亚杰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并根据日内瓦学者的观点，将其定义为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待事物的能力(Bowlby, 1969)。他提到皮亚杰对高山场景的三维模型的实验，该模型的描述会随着观察者的视角而变化。

让·皮亚杰

事实上，他抓住了被皮亚杰概念化为主要的认知结构的人际和情感特征。为了支持这一点，他引用了一个两岁男孩的例子，这个男孩为了夺回他母亲从他那里没收的刀，试图用他的泰迪熊来换取母亲的刀。这个孩子很难从自己以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不知道母亲的意图，鲍尔比提出这个过程的意义，这个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目标，因此，他不理解母亲的计划(Bowlby, 1969)。

关于内部工作模式(IWMs)的概念，约翰鲍尔比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从1953年至1956年每年召开一次且为期一周的国际儿童心理学跨学科小组会议，在会议中取得了重要的一致意见。

在其成员中，有许多杰出的研究人员，如让·皮亚杰、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并能看到朱利安·赫胥黎(Margaret Mead)、路德维希·冯·贝尔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等作为嘉宾参与发言。鲍尔比的思想在与各学科代表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得到滋养。

鲍尔比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皮亚杰的观点，尽管最初由于皮亚杰不相信鲍尔比坚持了他的观点而令人感到困惑 (Bowlby, 1960c)。这两位作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主要集中在皮亚杰的图式(Piagetian schemata)概念与鲍尔比的内部工作模型概念之间的类比上，其中，皮亚杰图式暗示知识的发展是通过同化和适应的过程进行的。

皮亚杰在讨论情感、表征性和操作性图式问题时指出，他和鲍尔比提出问题的方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共同的出发点在于承认一切感情和知识都有一段历史，并认为没有任何外在的影响代表一种全新的开始，而总是被过去的一切所同化，并且有可能通过推动历史向部分新的方向发展来改变历史的后续进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理解这种同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新旧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记忆中保留的事物并不是它们本来的样子，而是一个从另一个中衍生出来的动作或操作的图式。

它们具有对当前的不断适应和不断向平衡方向发展的结构(Piaget, 1960)。根据皮亚杰，赤裸裸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解释(皮亚杰，1958)。反过来，鲍尔比认为，他和皮亚杰在看待现在行为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过去正在以现在的方式进行动态的同化和重组，不仅仅是过去影响现在，而且当前的经历也影响和修改过去的记忆。

他指出，尽管在心理治疗中报告的患者行为样本受过去的影响很大，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在的影响(Bowlby, 1958b;1960 c)。用约翰·鲍尔比自己的话来说：“顺便提一下，这将会对理解有帮助，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述皮亚杰和我所认为发生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现在的行为看作是由于对过去的不断动态同化和重构而产生的;另一方面，现在的行为是作为一种根据过去的同化和构建(或解释)的回应”(Bowlby, 1960, p. 40)。

情感图式的历史离这种持续的结构并不远：这种对IWMs（内部工作模型）的结构和持续修改过程的描述确实类似于皮亚杰的平衡过程的描述，根据这种描述，行为图式倾向于同化外部因素，尽管它们与外部因素相结合，但它们倾向于使自己适应其特殊性。

正如皮亚杰(Piaget, 1936)所说，思维在同化的过程中，会把已知的东西带回来，所以鲍尔比指出，行为是一种被过去同化和组织起来的反应。正如皮亚杰所说的那样，智力将新元素融入到以前的图式中，不断地修改它们，以使它们适应新的数据信息，因此鲍尔比指出，存在“从过去到现在的永久重建”(Bowlby, 1960a, p. 19)。

从仔细研究他们的著作来看，10年后，两位作者似乎已经同化了来自世卫组织国际跨学科小组的讨论和反思。一方面，1968年，皮亚杰在《记忆与智力》( Memory and Intelligence, 1973)一书中探讨了感知、表征和记忆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1969年，鲍尔比在他三部曲的第一卷《依恋》中，首次将依恋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的概念系统化。根据鲍尔比的公式，IWMs是人们从依恋关系中形成的习惯性和广义互动的图式，并倾向于持续一段时间(Bowlby, 1969, 1973, 1980, 1988)。

他将这些模型称为与依恋相关的表征内化过程的结果。通过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实验的依恋经历、行为、情感和思想的逐步内化，人类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开始构建这样的模型。儿童通过同化他们的经验并根据他们的内部工作模式计划他们的行为来应对事件。

约翰·鲍尔比

1973年，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是根据孩童时期与父母日常互动的真实经历来构建依恋关系的IWMs。通过这些结构，可以对依恋人物和后续情感纽带的行为和策略进行预测(Bowlby, 1973)。根据鲍尔比的说法，一个个体会将新的情感关系与已知的东西重新连接起来，根据他们的依恋表征重塑新的情感体验。

鲍尔比(1973)将这些动力(在精神分析领域被称为投射和移情)追溯到皮亚杰的同化概念。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倾向于根据我们已有的模型来感知任何对象，即使该模型可能不完全适合该对象:新的感知对象被视为与现有模型进行同化”(Bowlby, 1973, p. 204)。

同样，在治疗关系中，患者对分析师的感受可以被视为同化于某些预先存在的图式，即个体有他或她可能期望从任何看护人那里获得某些东西的图式，但这种图式在治疗过程开始时尚未受到分析师实际行为的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说它尚未被适应(Bowlby, 1973)。

这些预测可以持续存在，也可以被经验所否定:在被否定的情况下，IWMs将经历随后的进一步修改和更新。这通常需要不断引入细微的变化。然而，有时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结婚、生孩子、失去爱人)。在这些情况下，为了适应，有必要对模型进行彻底的修改(Bowlby, 1969)。这种模型的不断变化和修订，取决于所讨论的经验，这就让人想起皮亚杰关于适应的动态过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重点介绍了鲍尔比在他的理论中所使用的皮亚杰的概念，如客体永久性和自我中心主义。此外，我们还讨论了鲍尔比的内部工作模型概念与皮亚杰的关于知识通过同化和适应过程发展的观点之间的类比。

这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缺乏对鲍尔比观点对皮亚杰的影响的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这一领域。

特别是，在他与鲍尔比交流期间以及在那之后，要检验皮亚杰在《童年的游戏、梦想和模仿》以及随后的作品中所提出的同化和适应的观点的演变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比如在“儿童发展中智力与情感的关系”(Les relations entre l’intelligence et l’affectivité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 l’enfant , 1954)和记忆与智力(Mèmoire et intelligence , 1968)两个会议中所进行的那样。

此外，根据皮亚杰(19455,1954)对“情感图式”更深入的分析，可能会显示出两位作者之间相似之处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考虑到皮亚杰理论的情感和社会方面，日内瓦学者讨论到婴儿社会和情感认知发展的方式可以得到检验。

最后，认知心理学对鲍尔比思想的更广泛影响可以被讨论：正如约翰·鲍尔比自己所说，依恋理论“是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但它也借鉴了进化论、行为学、控制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概念”(Bowlby, 1988, p. 120)。

根据鲍尔比和皮亚杰的说法，无论是作为对认知经验的阐述的结构，还是作为对社会情感经验的阐述，现实的表征性模型似乎也有类似的演变。

约翰·鲍尔比和让·皮亚杰的相遇使他们能够从情感和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人类行为。正如我们的英国学者所说:所有的行为总是同时具有情感和认知。情感绝不是认知的原因，认知也绝不是情感的原因，因为两者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建立在一起的。

注释：

Susanna Pallini(苏珊娜· 帕利尼)，罗马第三大学教育科学系；Barbara Barcaccia(芭芭拉· 芭卡茜娅)，意大利罗马认知心理学协会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心。

我们感谢Rita Varricchio和Elisabetta Bianchi(罗马第三大学教育科学系图书馆)对Bowlby文章检索的帮助，以及Merete Amann Gainotti的建议。有关本文的信件请寄给罗马第三大学教育科学系的Susanna Pallini, Via Milazzo 11 B, 00185, Rome, Italy. E-mail: susanna.pallini@uniroma3.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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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颖婷

图片：来源于网络和 Nicolas Poussin 的作品

文章来源于现代自体心理学读库，

作者苏珊娜· 帕利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