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东夷人就是现在的山东人,曾经东夷人就发源于山东省中南部,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明之一;在秦汉时期后,“东夷”就多代称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用于称呼外族;东夷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慢慢变成了现在的山东人,也就是汉族人。
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推移,当初的东夷人其实就是山东人的祖先。由于历史的迁移,各类战争以及统一国家后,经过长期的汉化,东夷人已经变成了汉人。因此其实东夷人应该属于汉族,确切的说是生活在山东省一带的汉族人。
在考古上,其实东夷文化是发源于山东省中南部,在古代“夷”就是指中原地区以东的部落族群,且东夷文化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西周中期,东夷在中国古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过多年历史的演变,在秦汉时期后,“东夷”就多代称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等了,名称上是用于称呼外族。东夷人懂得骑马射箭,身材健壮并且性格比较刚烈,同时东夷人普遍身高比例很高,是一个好战的部族。
夏商周三代的中国人是戎狄,甚至是白种人,这样的说法可以休矣
我们知道,传统的对人群起源和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然而文献记载的缺失、语言和生活方式的易变性,导致在研究人群起源和迁徙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分子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历史文献”。时代发展到21世纪了,如果还拿上个世纪中前期或者七八十年代的观点作为证据未免有些故步自封了。
我们先看一张图,如下
商朝周边戎狄分布示意图
这张图是商朝周边的戎狄分布示意图,我们之所以从商开始,是因为有些人对夏有异议。商朝的存在应该不会有人有疑问吧?
首先我先明确下我的一些概念,我后面说的中原是指广义的中原,包括现在的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都只是部分,不是全部。河南省的位置决定了河南占得比重要大些,这无可厚非。所以“地域黑”或者“地域吹”请远离,这里并不欢迎你们。通过基因检测,我的祖先应该是东夷人,共祖爆发的年代是六七千年前。按照历史传说来说,应该是太昊那个年代。所以不要我一提中原就把我往河南那安,我的祖先应该不是狭义的那个炎黄,我对任何地域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还有一个是要强调下“时间节点”,如果没有时间节点,按照“分子人类学”的理论,全人类的祖先都是非洲那个“夏娃”。所以你不能说一两万年前我们是一个族群,那我就是你的同族。
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商周围的戎狄部落很多,重点几个我用圆圈起来了,羌人是商的大敌,从甲骨文的卜词上可以看出来这点,商人那时候玩“人祭”,就是用活人来祭祀(注意不是人殉),人殉周代还存在,而且明朝前期又出现了。
所以甲骨文里常说到一个词“用羌”,就是用羌人做人祭的意思,可能后来有扩展,但开始肯定是用羌人没错。羌到了周朝改称“戎”,南下的那部分还叫羌,有了“氐羌”一说。还有一个大家伙就是“鬼方”,旁边那个上面“工”下面“口”的字拼不出来,不过有说这个跟鬼方是一个,或者是“土方”,我们后面谈文献的时候再讨论。我们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讨论“鬼方”和“西戎”,戎人和狄人合并起来谈。基本上我会把北方的游牧民族缕一下,来看下我们的上三代,是不是戎狄人或者白种人是主体民族。我强调下,“戎”这个字有“戈”,肯定指的是兵器,“兵戎相见”、“戎马生涯”等词大家应该不陌生,所以“戎”的本意应该指的是兵器,拿着“戈”的一群人,“羌”指的是放羊的一群人。戎也好,羌也好,本身开始都是泛指,古人是没有很高明的办法去判断是不是一两万年前是一族人的,是从欧洲来的还是从中亚或者北亚来的。
我再放两张图,一张是西周初期的,一张是战国的,基本上反映了可考的先秦年代周边戎狄的分布情况。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以及周边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古代的族群在这里繁衍生存,他们之间在彼此文化的交流、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互相融合、迁徙乃至消亡。或许这些事情都没有被历史详细记下来,但却会被DNA忠实的记录下来,沿着血脉代代相传,最后通过专业学者们的解读,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人类的迁徙和融合,虽然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是考证历史的先贤们所不具备的优势了。在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中,线粒体DNA(mtDNA)和Y染色体非重组区DNA是最常用两种遗传标记。MtDNA是母系遗传,也就是只有你的母亲才能遗传给你,对于母系这支的迁徙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Y染色体是父系遗传,只有父亲传给儿子,而女人是没有Y染色体的,所以女性不存在Y单倍体之说。Y单倍体会记录下你父亲以上每一个男性祖先的变异特性,所以不存在跟你祖上的男性断链的可能。再多就不多说了,说实在的我也不专业,只是在专家的研究结果上进行了下总结。看专家对基因片段的各种分析,宛如看天书一般。
看上图,是各个Y染色体单倍群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所以不管对“分子人类学”存在多少疑问,这个图是真实的,而且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共同努力绘制出来的,是人类的基因图谱,这里也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其中A和B只有非洲有,C基本上只有亚洲和澳洲的土著人有,D只有亚洲有,主要分布在藏族、普米族、纳西族和日本人中,E主要在非洲,在欧洲和中东也存在,F在印度斯里兰卡,G在中东和高加索地区,H只有印度次大陆有,I是欧洲主要的单倍群,J通常是北非和中东,也就是阿拉伯人这个比较多。K在中亚,L在西欧,M在澳洲和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除了上面的C和D在中国人中有,下面就是我们主要要谈的了,N在欧洲主要在北欧,如芬兰,这个是从亚洲过去的,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语系中普遍存在,我们北亚的亚库特人N高频存在。中国人中也有,属低频。而O是东亚男性主要的Y染色体单倍型,其中O3在中国人中能占到40-60%。Q在欧亚大陆的北部,中国人中有Q1a1,赵宋皇族就是这个,R是西欧的主要单倍体型号,在北亚和中亚也有发现。
主要的Y单倍体分布情况就是这些,我们中国人中主要有C、D、N、O、Q、R,其中汉族主要是O,可以占到80%左右,其他C也比较多,是C南支,Q是Q1a1这支。N也有,属于汉化的北亚人。R主要是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中高频存在。
如果单从大支来看,中国汉族80%左右的高频是世界上分布概率最大的,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人口千万以上的民族来说,中国汉族是世界上最纯的民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什么可以去质疑的,科学证据摆在这,你还去怀疑就怀疑好了,反正也不用上税。我不是大汉族主义者,可以去看我的一些文章,但事实就是事实,没必要去模糊。
先引用一个题外话,据欧洲专家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者的mtDNA进行分析,欧洲现代人群跟这些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现在这些欧洲人主要是狩猎采集的一群人的后代,这个同日耳曼人从森林里出来灭亡罗马可以联系上。
话说回来,专家们认为,男性在新石器时代人口扩张中起主导作用,所以我们重点讨论下父系Y单倍体的遗传分析结果。我们看张图
中国新石器文化基因分布图
研究表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居民主要是O1-M119亚型,中游的大溪文化居民主要是O3-M7亚型,黄河中游陶寺居民主要是 O3-M134 亚型,这些不同的亚型在各个文化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遗传分界; 在现代民族中, O1 亚型主要分布在侗、傣民族和南岛民族中,因这一人群绝大部分是古代百越的后代,所以O1 亚型 Y 染色体就和百越联系在一起; O3-M7亚型主要分布在现代的苗瑶族群,故大溪文化居民很可能是现代苗瑶人群的祖先。
陶寺遗址大家都熟悉吧,位于晋南,通常认为是尧都,或者说是尧舜禹时代的都城。换句话说,陶寺那的人群的男性后代Y单倍体的型号应该都是O3-M134这支及其下游。这个在中国汉族中非常广泛的存在。说明下,O3现在有的地方改叫做O2,原来的O2和并到O1中成为O1B,我们这里还延续叫O3。
我先大概说下在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各个族群的迁徙和源流。首先说下百越,良渚申遗后百越一下子很火,3000年以前,百越大量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现在的广西的壮族、贵州的水族以及云南的傣族等都可追溯到古老的百越部落。氐羌部落发源于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方,在4000多年前陆续分批向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人群融合,云南地区的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和拉祜族等民族都是这些古老氐羌部落的后代。对于很多人喜欢提的语言问题,其实他们族源历史和语言也呈现对应关系,例如百越、九黎、 氐羌、百濮等族源的人群,分属于壮侗语系、苗瑶语系、藏缅语族和南亚语系等。
通过学者对氐羌、百越以及九黎部落等族源mtDNA和Y染色体的遗传结构分析,不同的研究均表明,族源不同的群体间存在遗传差异,族源印记或多或少在群体遗传结构上得到了保留。我们引用一段学者的结论。
氐羌部落民族有着更多的源自中国北方的遗传成分,与他们源自中国北方的历史记载吻合。百越民族人群保留了较多的南方土著成分,他们的群体扩张时间也相对的更为古老。苗瑶语系人群的母系遗传成分更可能来自南方;苗族与东亚北方的群体有着更多的遗传交流,这与历史记录相符。同样,中国东北部少数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朝鲜族、蒙古族 和鄂伦春族)的mtDNA主要单倍型类群都是北方群体常见类群D、G、C 和 Z 等,与他们北方起源的历史记载一致。随后基于全基因组 SNP 分型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与语言结构,而非地理位置,有很好的对应,表明不同族源的人群在遗传结构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分化
另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群体间也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可能是这些群体对古老遗传印记不同程度的保留以及后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群体历史事件所致。例如,氐羌部落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父系方面更多地保留了北方移民的成分,而母系方面则主要源自南方原住居民。一些氐羌民族,例如拉祜族和怒族,在南迁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了建群者效应。
建群者效应指的是建立这个群体的人对这个群体构成和遗传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就像我们总说是炎黄子孙,炎黄作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建立者,他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这个群体基因的走向。所以时间节点很重要,不能脱离开时间节点去讨论族群的问题。
既然说到了语言学,我们再看下分子人类学中语言与基因的对应关系得出的结论。
。03-M122是汉藏语系(汉族,藏族和南方藏缅)、南亚语系和苗瑶语系人群主要的单倍群。03-M122下游单倍群O3a3b-M7主要分布在南亚和苗瑶语系人群中,O3a3c-M134则更广泛的在这六大语系中都有分布。O1a-M119主要分布在侗台和南岛语系人群中,并且其下游单倍群O1a2-M110就更局限于侗台语系人群中了。O2a-M95也是南亚语系、苗瑶语系人群主要的单倍型,在侗台、南岛语系中分布也很普遍,在缅彝语族中也有该单倍群的存在。单倍群P-45在东亚则主要分布在阿尔泰语系中,其下游单倍群Qlal-M120则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主要单倍群。
我这里注解下,O3-M134就是上面提到的陶寺人群的主体Y单倍体,这个是汉族里多数的基因,按照文献传说来讲,这个基因来源于尧舜禹集团以及之上的几代祖先。O3-M7是古苗人的主体基因,按照历史记载,古苗人与夏夷联盟曾为了抢占中原进行了多次战争,古苗人被击败直至最后退出江汉平原进入云贵的大山里。这与目前的现实情况以及古苗人民间的传说和华夏人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同时从DNA的迁徙融合上也能佐证。O1-M119是百越人的基因,良渚灭亡以后,良渚先人散落在各个部落中,并没有再形成良渚那样的势力集团,所以这个基因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成为了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这也是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古老而神秘的原因,而现在原百越地区的汉族基本上是北方汉族南迁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结果。北方汉族的成分非常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Y单倍体上,南北方汉族差距很小的原因。
我这里需要强调下,本文所有的数据和结论都引用自专业的文献材料,不是从地摊文上copy过来的,而且不是从一份上得来的,本人经过了多份材料的比对,进行了总结引用。
我们再简单看下已经考证出来的各个Y单倍体支系的迁徙扩散情况,篇幅有限,我尽量长话短说。C-M130(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基因):四万五到五万年前沿着海岸出发,从阿拉伯半岛-伊朗-印度-中南半岛,随后,这批M130的子孙分为两支系,其中一支系向北进入西伯利亚,并最终进入了北美地区;另一支系向南进入澳大利亚,并扩散到太平洋诸岛。
N-M231(东亚人群主体基因的祖先,O系的上游):一万五到两万年前形成,后进入中国,沿藏彝走廊北上-河套地区-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其下游N1c据估计是中国本土分化出来的。
NO的另一个支系O-M175(所有中国人O系的最上游)分化出来三个支系O1a-M119,O2a-M95,O3-M122。O1a-M119沿中国海岸线北上分布在沿海地区。O2a-M95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O3-M122是中国三大单倍群里分布最广泛的。其中O3-M7和O3-M134是这支下面最大的两个支系。
O3-M7的代表是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也就是苗瑶族的先人,
据估计是1-1.7万这个时间段与O3-M134(华夏人)分手,并自成一体,并于12000年前冰川融化的时候跨过分水岭,从云贵高原进入长江流域到达三峡地区。
各支系基因人群迁徙示意图
我们下面分析下实例。这里“鬼方”的数据来自山西绛县横北村倗氏家族墓地,而“西戎”的基因数据来自宁夏彭阳“王大户墓地”和“中庄墓地”,至于这两个墓地跟鬼方和西戎的关系,我们之后讲考古和文献的时候会拿出证据。这先只谈基因。
横北大墓的基因检测结果是,O系基因是12例,N系1例,Q1a1系是9例,按照周代礼乐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标准来看,有六个三鼎,两个五鼎,竟然还有一个八鼎,八鼎也算是奇葩了,估计少数民族对礼乐只知皮毛,弄了个八鼎出来,这些贵族只有一个是O3,其他都是Q1a1,说明倗国的确是少数民族统治的,但臣民都是汉人,有一个大官是汉人,说明那时候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要用汉人当高官来进行管理。不过Q1a1这个基因最后彻底融入进了汉族,今天基本上已经算汉族的一员了。但几千年下来,中国汉族O系基因的主体却从未被改变过,Q1a1基因能延续到今天应该跟赵宋皇族脱不了干系。
这里说个题外话,在鬼方的问题上,一些人非要跟俄罗斯的卡拉苏克文化联系上,而西戎要跟雅利安人联系上,非要证明只有R系的欧洲白种人才是中国上三代的主体民族,经过同化当地土著才出来了今天的汉族,我只能说你很傻很天真,卡拉苏克文化经证实是R系人,与Q1a1这个中国本土少数民族毫无关系,或许远古时代在亚洲北部曾有过交流,但从来没有对中国本地人种产生过哪怕很细微的影响。一滴墨水掉进大海中,结果只能是墨水消失无痕。还有我们在新疆地区并没有发现新石器文化,一个大的族群不创建文化地带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新疆地区只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地带,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也没有形成混合的文化地带。
下面我们看下西戎人宁夏彭阳的遗骨经过分析,全部是Q1a1型,与山西倗家墓地贵族是有距离较近的遗传关系,而体质特征接近于北亚游牧民族。这里补充说明下,Q1a1型单倍群是中国特有的一种Q系下游单倍群,与中亚的Q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形成时间大约在1万5000年前,这里就牵扯到我文章开始提到的时间节点问题上了,1万5000年前的一群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一族了,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O-M134与O-M122的东夷支在中原再次相遇的时间过程差不多就有1万5000年以上,虽然都是03系的单倍体,但如果没有以后的融合,完全会变成两个种族。O3-M7的古苗人就是典型,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上面两个实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Q1a1是中国三千年前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单倍体类型,也就是“鬼方”和“西戎”人的一种普遍的基因类型,他们生活在北亚草原上,向南进入中国,与中国中原人发生了战争,那时候留在西部关陇地区的人保留着游牧的生活习惯,进入中原的Q1a1人群已经被O系人同化,最后随着历史的发展,Q1a1单倍群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一员。
至于R系的白种人,刚过葱岭就被阻止了,再也无法前进,中国石器时代的周边人群武力不是盖的,看后来与汉族你来我往的争斗还有远征西方的游牧铁骑摧枯拉朽的实力就知道了。
我们这里索性多看些实例,我再引用一些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基因数据,我们看能从里面发现些什么。我先放一张图
见上图是我们根据文献选取的13个遗址
辽西五个遗址,时间跨度从5000年前到2500年前
河北两个遗址,分别从5500年前到3400年前
晋南一个,大概是西周晚期
西北新疆三个、涵盖夏、商早期、周晚期
河湟地区和关中地区各一个,集中在周朝
里面含有上文分析的两个遗址,晋南的倗家大墓和宁夏的彭阳,从这些遗址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来夏商周三代及以前5000年内中国北方人口的流动和族属。让我们看下学者检测的结果吧。
辽西地区的结果
牛河梁(5000年前):C(1),O(2),N(4)
哈拉海沟(4500年前):全是N。
大甸子(3600年前):O(2),N(3)
大山前(2500-3000):C(1),O(4),N(4)
井沟子(2500年前):都是C
结果挺有意思,我们分析下
5000年前的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那个遗址还出了一个女神,被说成传说中的女娲,结果专家还把相貌给复原了,我们看下复原后的相貌,复原前的我就不放了,有点吓人。
牛河梁女神容貌复原图
右边的图片有点sex哈,不过我觉得5000年前的原始人至少应该会穿一些兽皮做的衣服,而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彩陶物品上有一个裸女穿的靴子,尖头的。总不能光着身子穿靴子吧。有点扯远了,我们言归正传。
5000年前的牛河梁遗址N是多数,还有C和O。按照分子人类学的理论,C是先于N和O到达东亚大陆的,据说北京山顶洞人学者们推测就是C系。在N的驱赶下,C系人向北迁移,后来O系人又把N系赶到了北面,不过N系也能跑,有一支竟然穿过欧亚大陆到达了北欧,那里的芬兰人有很大一部分是N系,所以有人说芬兰人是黄种人。那个年代中原地区还是亚热带气候,就是处于传说中的仰韶温暖期哈,辽西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擅长种地的O系人通过华北平原,走辽西走廊进入辽河平原也很正常,而我们知道女真人和东胡人都是C系(后面我们会详说),有人进入牛河梁也算是非常可能。所以这个结果不意外,说明5000年前,就有过人员往来,后面讲考古的时候我们会再细说。
到了4500年的哈拉海沟,没有发现O系和C系人,这个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采样数据少,不足以发现O系和C系,还有一种就是O系和C系人离开或者没有传下来。不过按照学者们的分析,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时候还是母系社会,所以体现出父系的多样化(不会是招的上门女婿吧?),而到了隶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哈拉海沟遗址时期,明显进入了父系社会,从父系DNA的单一化而母系DNA的多样化可以明显看出来。(部落首领把外乡人赶走了),说得挺有道理的,不过专家们是根据DNA分析出来的,想必没有问题。而通过比较牛河梁遗址和哈拉沟遗址N系基因的特性,能看出来两个遗址的人有遗传关联。这也说明小河沿文化的确继承于红山文化。而牛河梁遗址规模不小,有祭坛和神庙,还出土了那个所谓中华第一龙的“玉猪龙”。说明这个时期的辽西文化完全可以与中原文化媲美。
各个遗址事件示意图
到了3600年的大甸子遗址,O系人又回来了,虽然还是N系主导,这个时候处于夏朝末年商朝初年,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属于农耕文化,学者们同样对DNA进行了分析,与哈拉海沟遗址存在着遗传继承关系。说明从红山文化一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父系遗传保持着稳定,这表明,虽然有O系人北上来到这里,但并没有中原人或者其他人的大规模入侵。那时候近邻商人正南下攻打夏人呢,估计也没兴趣北上。
到了3000-2500年的大山前遗址,O系人开始增多,同时又有了C系人,这里我还是要补充下,大山前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这个上之前那个下,但这个要晚些,且没有继承关系,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游牧文化了。我们看下专家对基因的分析。大山前遗址的N中多了N1c,跟之前我们谈到的几个遗址的N并不是一类,这个N在北亚的雅库特人中高频存在,说明来自北亚草原的N系游牧部落加入进来。而O系是O3下游的O3a3c,这个Y单倍体类型是黄河流域古代人群中常见的单倍体类型,现在南方汉族中这个比北方汉族要高些。而大山前遗址的年代正好是商朝末年到西周中叶,O系人的增多会不会是战乱造成的呢?传说中商纣王大将攸侯喜所帅10万大军加上虎方和人方的15万大军一夜间失踪,有人说去了美洲创建了玛雅文明,这个肯定是臆想了,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这点就不成立。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的向北去了辽西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基本可以确认,就是这个时候历史文献上出现了箕子朝鲜,箕子在周初带了5000人去了朝鲜,创立了箕子朝鲜,后受周册封,与周多有往来,说明这个时候中原与关内辽西这些地方应该会有了接触的可能。不过这里发现的O3系人骨多出现在灰坑中,所谓灰坑说得白点就是古代的垃圾坑,处理废物的地方,而且这些人骨据考察都受到过重伤,通常认为是战争的俘虏被祭祀或者杀掉了。看下这个遗址的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燕国向北扩张,与大山前遗址的人们发生了冲突乃至战争。其实我们仔细看下上面的地图,这个地带按照文献记载是东胡和山戎的地盘,所以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东胡和山戎的,而从地域上看,更可能是山戎人的,这说明山戎人主体应该是N系,是从北亚来到这里并成为了领导层。是否与周朝北方的戎人有关呢,还需要进一步考古来证明。
而到了2500年的井沟子遗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从考古学上,井沟子类型的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了很大区别,而遗骨的DNA竟然全部成为了C型。按照遗传学专家的说法,这个C与之前偶尔出现的C有明显的不同,却与东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地区的北亚人多有类似,同时日本人中也有这个C。这是否表明,这一带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原来主导的N系人消失在主要的序列中,或逃离了这里,或融入其他部落。可能性非常大,而且还有一点,井沟子遗址出土的青铜等器物与中原并没有交流的痕迹,说明这个时候他们处于封闭状态。不过学者们还是从遗骨的DNA中发现了一些线索,井沟子遗址的C(具体类型就不说了,太专业的东西也不是这里说的,大家就知道是C下游的一类)和考证过的拓跋鲜卑贵族的C十分接近,通常认为鲜卑是出于东胡的,而且如上图所示,井沟子所处地域正好是考证过的东胡的地盘,说明井沟子遗址极有可能是东胡人留下来的。那么东胡人的基因也就基本明确了。
这片文章只能把辽西讲完了,已经很长了。还好新石器时期这边牵扯的文献很少,只有《山海经》可以拿出来说说,我们下面看下辽西地区考古和体质人类学以及分子人类学的对比分析,然后就结束此文,其他地区的分析留在后面的文章吧。从上图可以看出来,辽西地区主要处于七老图山和努鲁儿山以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上文提到的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存在了500年左右,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如下。
颅形较高、面形较宽阔且颇为扁平,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相比较,应该是与东北亚类型最为接近。而这种形态特征应该是可以归入“古东北类型”
在遗传结构研究方面,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中共检测到 15 种单倍型,属于8 个大的单倍型类群(A、B、D、F、M8a、M8Z、M9a、N9a);总体来看其内部差异不明显,与现代各人群的内部差异均不一致,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在近期内没有经历过人群的扩张。系统发育与多维度分析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与东亚人群特别是中国汉族人群有最近的遗传距离,二者之间有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
哈拉海沟遗址与牛河梁遗址结果差不多,体质上分析是一样的,基因多了与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和中国南北汉族有较近的遗传关系。
我这里引用下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吧,细节不谈了,
1、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居民为“古东北类型”,他们创造了该地区远古时期的早期文明,应该是该地区的原始土著居民。
2、夏至早商时期,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人类学资料也只有大甸子组一批颅骨数据。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古东北类型”居民仍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古东北类型”居民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辽西地区具有明显地连续性。另一方面,大甸子一组古代居民属于“古华北类型”,虽然并非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主体,但也占有较大比重。
3. 晚商至春秋中期,人类学资料均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古华北类型”的居民应该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或者说至少是主要创造者之一。而“古东北类型”居民在这一时期则已淡出了辽西地区的历史舞台。
4.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辽西地区文化呈现多元化,人群构成也更加复杂化。以水泉组、喇嘛洞青铜组为代表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居民偏居于辽西地区,与东北系青铜短剑的主体人群有一定地域分布差异。辽西地区东北系青铜短剑文化居民在发展过程中与辽西及其周邻地区的其他“古华北类型”居民发生过交流,在形态特征上受其影响较大。另外,出现了一种以井沟子组为代表的新的古代人种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居民,其颅骨形态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相似,一般认为是蒙古高原南下牧民。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古代居民的不同人种类型呈现交错分布的状态。
总之,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种系成分复杂,具有多元性。基因检测的分析结果就不引用了,与这个的结果差不多,而且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讲述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有点长,竟然有九千多字了,我还有很多没有说,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对“鬼方”和“西戎”的记载汗牛充栋,很值得我们仔细推敲一番,结合现代考古的结果,想必会有不小的收获。这片文章就到这里了,我们会在这个系列的下篇文章中继续分析各地遗址的分析考察结果,我们这里先小作一个结论,由前面提到的两个遗址人骨的分析结果来看,作为商周两代非常重要的“鬼方”和“西戎”两支戎狄系的人种都是“Q1a1”型号的父系单倍体,这个单倍体是中国境内独特的一种游牧民族单倍体,与汉人主体“O3”系不同,所以从遗传上可以得出结论,商周两代中国主体民族不会是“Q”系戎狄人或者“R”系的白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