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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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了。但其后还有两句：“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知者就骤减了。孔子享年七十三岁，这段话很可能就是他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他十五岁开始发愤学习，三十岁便创儒家学说，立一家之言；四十岁能明辨是非，五十岁能洞察社会人生。其中哪一项成就都是常人穷尽一生也难以企及的，但他仍然直到六十岁才做到“耳顺”，可见“耳顺”之难。
对“耳顺”，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能听得进各种意见，不仅能听进“顺耳”的赞赏的话，对“逆耳”的规劝、批评，讥讽甚至反对的意见也能认真听取，不愠不怒，泰然处之。这比做学问难多了；二是对那些顺耳和逆耳的话都能认真分析，明断是非，择善从之，这就更是难上之难了。尤其是有了地位、上了年纪的人。
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子小白）夺得君位后，立志壮大齐国，称霸诸候。他拜管仲为相，称为仲父，对其言听计从。 “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齐国由此渐强，遂成春秋首霸。然齐桓公一生贪色好奢华，使奸佞小人有隙可钻。卫公子弃太子之位以臣事之以示其忠，易牙烹子以适其口，竖刁自阉求近其身，桓公皆近之宠之。管仲洞察其奸，临终前谏桓公“逐之勿近，近必乱国”。然桓公此时霸位久坐，年逾花甲，对仲之忠言己不“耳顺”，终未纳管仲之言。以至管仲死后，三佞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在桓公病重期间，竟筑墙塞门，断其饮食，使其死后尸生蛆虫，数月不能发丧。读史至此，常使人扼腕痛惜。
东汉末年刘备初起事时，兵少势弱。为建功立业，曾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并拜为军师。此后军机政务悉托付之，言必听，计必从，未尝拂也。然刘备六十岁那年于蜀中称帝后，首件大事便是要发倾国之兵亲征东吴，为义弟关云长报仇。诸葛亮再三苦谏，一句不听。又上奏表，竟被掷之于地。结果七十五万人马被东吴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几乎丧失殆尽，自己也命丧白帝城。刘备一生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称帝后却对其忠言只觉逆耳，亦不再“耳顺”，以至如此，不亦痛哉！
其实，就人的本性而言，天生爱听顺耳之言——即赞扬、鼓励、尊敬、顺从之言，那怕是阿谀、奉承的话，而恶听批评、指责、贬低、顶撞之言。有人强调“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此话虽有理，然人不到有病或病重谁愿服苦药？若心胸及修养不达一定高度又有几人能“闻过则喜”？所以，高明的医生总是在苦药中掺入蜂蜜等以调其味，聪明的大臣常常以讽、喻之法向君主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和建议。唐太宗一次问大臣魏征愿当忠臣乎？征答“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太宗讶之，征复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太宗深以为然，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皆欣然嘉纳。盖征所进之言多顺耳也。
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但是子女怎样做才算是尽孝呢？当子游向孔子请教何为孝道时，孔子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所说的孝，只说能养活父母就行了。即使狗和马，人们都愿饲养；如果对父母做不到敬，那么供养父母与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当子夏问孝时，孔子回答得更简捷干脆：“色难”。意为子女们要能做到始终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是件难事。人们常把“孝道”说成“孝敬”或“孝顺”，实在是既全面又深刻的领悟了孔子所说的“孝道”。做到敬与顺，比仅供衣食的孝，其难度又增加了一层。
为何“顺”比“孝”难？因为人过六十之后，往往会变得偏执而敏感，身体日衰却虚荣愈强，生理年龄正增长心理年龄却在负增长。故有人调侃说；六十岁（老人的心理）象小学生，七十岁象幼儿园，八十岁象是托儿所的孩子了。喜人捧，要人哄，加上人老之后，健忘而啰嗦，固执而易怒，己难“耳顺”却要人“顺耳”，岂不“色难”乎？
而今我不觉之中己年逾花甲。推人及己，推己及人，始悟出言“顺耳”与听言“耳顺”乃做人处世两大难题。做子女、做下级的，对父母、上级进言应力求“顺耳”，做父母、做领导的对子女、对下级应力求“耳顺”。若能如此，则必然家庭和睦，单位团结，人尽其才，社会和谐，太平盛世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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