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四年，天宝三年八月，河南商丘。李白和杜甫，两位最伟大的唐朝诗人，一起来到好朋友高适的家中。这大概是唐朝最重量级的文学聚会之一。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杜甫依然激动不已，“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但我猜，文学聚会就是文学聚会，李杜高三人没有交流过对人生、命运的看法。当时，杜甫三十二岁，正是风头正盛、千里壮游的年纪；李白四十三岁，已经名扬天下，刚刚谱奏完人生的华彩乐章；高适刚满四十，已是不惑之年，还是个庄稼汉。不是没有考过进士科，没考中。不是没有考虑过仕途经济，当了几年幕僚，没什么结果，又回来了。
和此时的李杜二人相比，高适的人生一直没有什么起色，转眼这个岁数，在旁人的眼里，大约也难有作为了。但谁知道，将时间推后一点来看，他却是三人中最成功的一个。杜甫参加考试不中，进《大礼赋》得到赏识，等待分配，未果，好不容易授了小官职，为避战祸又流浪十余年，最终逝世于江舟中。
李白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一生过得悠游自在，但早年间也是致意仕途之人，也做过不少努力，可惜最终止步于翰林供奉，后半生四处流浪，投靠亲友，生活不得安定，连死因也弄不清楚了。
反倒是高适，最终迁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唐朝封侯的著名诗人，似乎只有高适一人。和高适齐名的“边塞四诗人”的其他三位，王之涣最高做到县尉；王昌龄和白居易的任职轨迹很像，起点都是校书郎，都出京任过地方小官，可惜王昌龄最终死于战事；岑参稍好一点，做到嘉州刺史，但岑参起点可比高适高多了，太宗时功臣岑文本重孙，天宝三年，高适还在躬耕陇亩，他已经中了进士，但终点却没有高适高。
周围的朋友们，都没有能够如高适般“马上觅封侯”，究竟是为什么？总结起来，大概是高适懂得跳槽的时机吧。高适年轻时也很不顺利，二十岁时参加“制举”（唐朝时科举分岁举和制举，前者是固定日期的，后者是根据需要临时增设科目），不中。二十八岁时投奔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不受赏识；三十二岁时考进士科，不第，之后直到四十六岁，是十四年的田园生活。
但高适没有放弃。唐朝时进入仕途的方式，主要有三条，恩荫，变相的世袭制，但唐朝时名额有限，且“不着为常例”。高适的爷爷是安东都护高侃，但他在家中排行不高，恩荫的名额被他堂兄占了。岁举和制举，高适都试过，没成功。四十五岁那年，他考中了有道科，授封丘尉，起点很低，干了一年，他果断跳槽走偏门，当幕僚。
这回他选择的是进入名将哥舒翰的幕府。哥舒翰是屡破吐蕃的大功臣，陇右节度使，刚正不阿的武将，手下正缺谋士。高适去了，哥舒翰不仅“见而异之”，让他担任掌书记，而且带他去朝见了唐玄宗，并“盛称于上前”，算是为高适挂了号。
七五五年，高适赶上了风口，安史之乱爆发了。哥舒翰被委以重任，镇守潼关，高适也官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谁知道哥舒翰翻了船，不仅没有守住潼关，还战败被俘。玄宗不得已，奔逃出城，辗转前往成都。此时朝堂之上，无人敢为哥舒翰求情，高适站了出来。
他对玄宗说，哥舒翰战败的原因，一是身体欠佳，此时已中风偏瘫，无力掌兵；二是潼关守军军纪不整，不听指挥，和哥舒翰培养起来的号令通行、纪律严明的陇右精兵根本不能相比；三是据天险而不守，被迫仓促出兵，与安禄山百战精兵相较，失败是注定的。
高适的这番解释，反而让他升了官，擢为谏议大夫，赐绯鱼袋。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安史之乱未平，永王之乱又起。玄宗不知是听了谁的建议，非要大搞特搞“诸王分镇”，让太子李亨做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四镇节度使，而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琪三王也分别各领多个地方的节度使，去镇守大藩。结果永王刚到任就叛乱了。
高适被委任为淮南节度使，领兵去讨伐永王李璘。讨平永王后，又受命参与讨安史叛军，曾救睢阳之围，建立了不小的军功，还顺带帮助了受永王之乱牵连的李白，李白流放夜郎后又被赦免，不能排除有高适的功劳。有军功又敢直言的臣属，历来都比较危险，不明哲保身，谁知道哪天就会有大祸落在自己头上。
高适没踩中这颗******，也没有留恋自己的军功，肃宗朝，他因敢于直言，贬官太子詹事，就开始给自己物色下一个跳槽的机会。想来想去，大概出京去地方，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年，高适出任彭州刺史，后转任蜀州刺史。捱过肃宗朝，迎来代宗继位，这样让人放心、又有军功、官声还不错的老臣，就立刻显得可爱起来，高适又高升一步，任剑南节度使。这一年，松、维、保三州等地为吐蕃所陷，高适不能救，若救了，想必不止封，还能更进一步，此时的高适已经是垂暮之年，有心无力了，从节度使的位置上退下来，跳槽回京当当常务，顺利退休。
《旧唐书》要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己。”因为高适踩中了几乎所有的风口，每一次跳槽都很成功，每一次都有收获，而且不留恋，实转虚虚转实用得特别好，还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没有变成宋之问那样的笑话，实属难得。更难得的是，写边塞诗，而果然能到边塞去，有建功之心而果然能够建功，高适的一生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