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书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夏王朝到底存在不存在？商文明是哪里起源的？夏商周三代是像后来的朝代一样，兴灭更替，还是同时并行存在？
这些问题好比“哥德巴赫猜想”，众说纷纭，似乎至今也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
然而，二千多年来，中国人“言必称三代”，“华夏”文明的提法，就是来源于“夏”，是我们的根脉，这段历史要是讲不清楚，始终是国人一块心病。
于是乎，古往今来，史家不断为我们提供解读答案，并不断开动脑筋，更新答案。
一，历史文献记载。
《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经典文献有关于“三代”的零星记载，《史记》则给出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说法。
但是，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时代观念的因素，有些提法甚至有“迷信”色彩、神话元素，一看就不真实。对“夏商周”三代朝代更替，汉代以后的史家用封建社会的“五德终始”的理论解读，典型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
近年来，一部文献《逸周书》引起了学界重视，之所以称“逸”，就是逸失、散落的意思，孔子编订《尚书》时，有些关于《周书》的内容，他认为不当，没有釆用。门人收集起来，称《逸周书》，但就是这样“逸失”的周朝历史，在现代史家看来，却更有参考价值。
我前段收入了一个作者签名本《逸周书新研》（图一），学术价值挺高。
二，“新史学”研究。
清末民初，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提出“新史学”，以“进化史现”写史，打破了古人“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
这一时期，最经典的是吕思勉的《先秦史》（图二）。这本书现在看来，有不少作者的主观看法，缺乏证据支持。但这毕竟是一个新开端、新史观、新方法。吕思勉先生国学功底厚，引用大量文献，并开始关注考古学成果。
但时代所限，主要还是基于文献论证。
三，信古、疑古之争。
夏商周三代历史，到底是不是信史，信史从何时开始？出现了信古、疑古、释古之争。吕思勉等人信古、顾颉刚等人疑古，顾颉刚写了著名的《古史辩》，对古代历史文献提出各种质疑。
杨宽是吕思勉的弟子，也是“古史辩派“的生力军，他写了《中国上古史导论》（图三）、《西周史》（图四）。杨宽的著作，有文献论证，有考古成果，基本上五五开。
但此时，关于夏的历史、商的历史以及西周早期历史，似乎还不明朗。
四，文明探源工程
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下了很大功夫，弄出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代。但仍存在很多争议。尤其是夏朝是否存在，国外学者持有异议。
于是国家又启动了“文明探源工程”，开辟了新思路，摆脱了认定国家文明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的束缚，放弃这一倾向于“技术文明”的路线，走向“社会文明”路线，得出结论：公元前3300年的良渚文明，己进入文明阶段，公元前2800年前的二里头文明，己进入成熟的文明阶段。
这个二里头文明，与我们所说的“夏朝”，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夏朝？答案似乎又是否定的。
可参考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和《满天星斗》（图五），二里头与夏朝关系，可参考许宏《何以中国》（图六）。
五，考古写史。
国家两个大工程，似乎有了定论。但争论仍在持续。
考古学，成为“证经补史”，论证三代等古代史的主要抓手。但指望考古学给出我们想要的朝代纪年、宏大的政治、终济、军事等国家叙事，似乎又不太现实。考古学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更注重科技手段，但给不了我们想要的“三代历史”。而且，考古学能不能、该不该“证经补史”，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似乎也是件争议很大的事儿。
关于夏代历史，考古学家、原北大考古学院院长孙庆伟，写了本《鼏宅禹迹》（图七），副标题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花了大量功夫，用考古学成来重建我们心目中那段历史。
不同的声音马上出来了，海归派考古学家、上海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在他的《沙发专考古随笔》（图八）一书中，对孙庆伟教授的观点逐一驳斥，听起来言之凿凿，似乎也很有道理。两本书对照看，会很有意思。
关于商和西周，可参考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商文明》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西周史》，与杨宽《西周史》不同，许氏基本用考古学成果来写，可对照看。
重点推荐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剪商》（图九），一位叫李硕的新秀写的，非常新颖的“考古写史”，形式新颖、观点震撼，让人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