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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兰亭序史
编辑|兰亭序史
欧洲人当时认为，非洲黑人的五官相对扁平是因为而是被母亲背在后背上造成的五官挤压，头发稀疏卷曲是因为炎热的气候和烈日照射，肤色黝黑也是因为非洲的阳光强度高于欧洲。
他们甚至认为本来非洲人的肤色与欧洲人一样都是白色，是非洲的环境导致非洲人肤色变黑。
这种种族观念实际上强化了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剥削。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导，那么非洲人也就比欧洲人更适应非洲和热带的自然环境，对非洲的传染性疾病等不良因素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在种植园经济快速发展的 18 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大量贩卖非洲黑人，并将非洲黑人投入欧洲人开办的热带种植园中从事体力劳动。
欧洲人对此的解释是，非洲人来自热带地区，比欧洲人更能适应热带种植园的自然环境，进而能够更好的从事蔗糖、烟草、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活动。
而欧洲人则认为自身能在热带环境下生活已经不易，对于热带环境的进一步适应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实质上在身份认知建构方面将非洲人定义为源于热带地区的野蛮人，而欧洲人也乐于如此描述非洲人。
然而，共同种族起源的观念并不妨碍欧洲人怀有对非洲人和其它种族的优越感，以及对这些其它种族的蔑视。
欧洲人认为这些种族虽然与自己同为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但属于不同的分支，这些非洲人在长期的非洲热带地区生活中与欧洲白人具有较大差别，比欧洲人更为劣等。
而同时欧洲人又认为，种族特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欧洲人有可能向非洲人的特性转变，非洲人也有可能向欧洲人的特性转变。
因此欧洲人对于在非洲的生活心怀恐惧，害怕在非洲适应当地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回导致欧洲人种族特性的瓦解，而向着非洲人的方向转变，进而丧失欧洲人的优越性。
于是欧洲人在非洲和其它地区进行殖民和定居的过程中有意对自身和当地土著居民之间形成隔离。
例如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法国和其它欧洲人往往居住在塞内加尔河中心的城市岛中，并严格控制非欧洲白人人员的进出，在城市岛中法国人和其它欧洲人努力保持与欧洲相同或高度相似的生活与饮食习惯，希望以此保持作为欧洲白人的种族特性和优越性。
对于生活高度欧洲化的土著精英和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欧洲人认为其生活和饮食习惯已经欧洲化，对白人的种族危害性较低，因此塞内加尔殖民政府则允许其在城市岛之外的城区居住。
而对于基本保持了原有生活和饮食习惯的大多数普通土著居民，殖民政府则将其限制在远郊的恩达尔盖特城区居住，并借用其它城区隔绝其与欧洲人居住的城市岛之间的联系。
不仅是塞内加尔殖民地，在其它法属殖民地以及其它欧洲人占据的殖民地也都有措施将欧洲白人与当地居民隔绝。
例如英国和法国在印度建立的聚居城市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会设置黑城与白城的区分，欧洲人居住在白城，当地人居住在黑城。
而白城与黑城之间存在一批灵活流动的人即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会根据欧洲人的命令和需要在白城和黑城之间变换住所，是当地土著与欧洲白人的中间人群。
基于如上的种族观点，欧洲人在殖民非洲和其它地区过程中形成了对传染性疾病的特有认知。欧洲人到在殖民时代之后频繁来往于各热带地区，对当地土著居民治疗热带疾病的方法有了一定了解。
于是在殖民时代开始后，欧洲对传染病特别是热病的理论认知出现了变化，热病开始越来越多的与热联系起来。殖民时期的欧洲医学家认为，热病的起因是热，既是指人体内的热，也是指热带环境的热，也有二者共同作用的情况。
在 17 世纪，欧洲医学家普遍认为，热病主要成因是人体吸入发酵和腐败的气体，进而导致人体内部失衡，进而导致患病。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欧洲古典时期医学思想的延续，底层逻辑基础仍然是希腊罗马古典医学的四大体液平衡理论。
在 18 世纪，欧洲人的热带疾病观念发生了变化，各种热带疾病的发病理论越来越与热带环境联系起来。
此时欧洲的医学家更加强调热带气候和环境的作用，医学家们认为热带的炎热气候和阳光暴晒导致腐败过程加速，这种腐败是广义而言的，既包括有机物的腐烂过程，也包括空气、人体和动植物等发生的不可见的反应。
例如英国海军军医少将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认为，热带的炎热气候对欧洲人是致命的，热带的高热和潮湿气候会导致欧洲人感染热病。但林德依旧认为欧洲人能够适应热带气候，只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并对当地水土进行适应。
然而到了 19 世纪，欧洲医学家对热带疾病的观念又发生了巨大转变。19 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形成庞大的殖民帝国。
19 世纪的欧洲，一方面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繁荣，技术革命导致新产品、新产业日新月异，为欧洲人带来持续的优越感和自信。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人也陷入深深的焦虑，欧洲人意识到庞大殖民帝国的脆弱性、白种人的弱点以及殖民过程中面临着道德的艰难选择。
在 19 世纪由于殖民地内部发展情况出现新变化，殖民地也比从前更加频繁的爆发传染性疾病，欧洲人对这种情况感到挫败和无力，开始丧失对彻底适应非洲等热带地区和大规模人口移居的信心。
体现在对热带疾病的认知方面就是欧洲人在 19 世纪开始认为，非洲等热带地区的气候会导致欧洲人的身体发生退化。欧洲人难以彻底适应热带的气候和环境，同时将热带气候视为病态的、不正常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而就种族观念而言，19 世纪的欧洲人开始认为，生活在热带地区并能够良好适应热带气候的非洲人和其它土著居民是热带气候的产物，而非与欧洲人一样是同源的族群，二者在根本上不同。
同时气候也决定了人的性格和道德，欧洲人的性格和道德自然比作为病态热带气候产物的非洲人更具优越性，非洲人和其它土著居民在根本上是劣等的。
因此欧洲人认为，对于非洲人应该谨慎的避开，而非拥抱和接纳他们，与非洲人混血会导致欧洲白人种族特性的消退，以及种族优越性的劣化。
有趣的是，欧洲人的殖民帝国最为庞大和鼎盛的时候，恰恰是其最为焦虑，最担心欧洲白人人种退化的时刻。
种族观念下的传染性疾病认知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逐渐分类，殖民地之间有了定居殖民地与非定居殖民地之分。
定居殖民地大多位于气候凉爽的非热带地区， 如新西兰、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欧洲人认为这些地方对欧洲人的种族维系有利，计划在这里永久居住。
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其它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则成为非定居殖民地，即欧洲人认为自身无法适应其环境，并未计划永久定居的地方。
由此可见，欧洲对非洲等热带地区的种族观念形成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种族观念伴随了整个欧洲殖民帝国的建立与扩张，在帝国的各个阶段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原因既有对非洲热带疾病认知的变化，也有对欧洲殖民帝国更为清醒的认识。
但欧洲白人对非洲黑人以及其它热带地区非白人居民的种族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从未消失，基于此种种族观念而对非洲人进行的种族压迫也一直长期存在于广袤的非洲大陆。
欧洲人在整个殖民时期对非洲殖民地传染病的认知一直保持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
这不仅是欧洲人所特有的，而是整个白人群体在帝国时期广泛具有的种族观念特质，在传染性疾病认知方面受到白人偏见的也不仅仅是非洲人，而是所有身处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所有非白人居民。
参考文献[1]ANS H 49, telegram of Commissaire de la Republique, Diagne, to Mayor of Saint-Louis, February 21, 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