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天府之国”——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往往倍感幸福和骄傲，这片土地不仅是水旱从人、物产丰饶、岁无饥馑的鱼米之乡，还有着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近现代更成为引领四川发展的腹心地带。它显赫的历史地位的形成，既与它优越的地理、气候等先天条件有关，也与它的先民们筚路蓝缕、智慧烛照所创造的悠久灿烂的文明有关。
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ICphoto/图）
从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感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天府之国”，可以说是由外来部落和本地土著共同长期的辛勤开垦和精心营造出来的。或通过战争，或通过合作，或兼而有之，古蜀先民们融合为一个移民社会，也就融合了外来和本土的优势，不断形成了更高层次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如蚕丛是带着他的部落从岷山上下到这片平原地带的。而今天来到云南昭通，则更加清楚地知道，杜宇也是带着他的部落从云贵高原沿江而下，来到成都平原的。他们都成为了蜀王，为垦殖开发这片土地、打造“天府之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侍郎杨雄所撰《蜀王本纪》记述了杜宇的生平事迹，算是神话传说之外的历史记录，采信度较高，但其惜墨如金，存在诸多语焉不详之处，不过，这也使其内涵丰富，给予人们较大的想象空间。
《蜀王本纪》载：“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后来，“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王山,民得安处。……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
据此，并结合传说及研究成果，我们大约可以合理推断：杜宇“从天堕”，即他当是从更高处的外部世界，带领族人来到昭通朱提（至今仍保有这个地名）定居。昭通属云贵高原，以农耕为主。那时农业生产力低下，极为依赖自然条件，人们不断在寻找更为适合农耕的地方，从高原到丘陵再到平原，则是农耕部落为了寻找更好生存空间，必然会选择的迁徙路线。为了这一目标，杜宇带领他的部落，又从朱提出发，沿着北去的河流――远古时期，山川阻隔，道路难通，沿着河流上溯或下行是人们交通的主要路径――克服重重险阻、困难，从昭通峡谷走到鸭子河畔，来到河流纵横、平坦如砥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其时，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大约正从大片沼泽向冲积平原过渡，生产方式正从渔猎向农耕过渡，杜宇带领其族人迁徙过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及其文化，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
在昭通的世界彝都景区，当地文旅部门负责人向我这位来自三星堆故里的德阳人介绍：远古时期，彝人六祖的一支到了四川盆地（包括三星堆）。彝人图腾为虎，崇黑红白三色，而三星堆青铜面具亦有本土猪王、虎王、牛王图腾崇拜，二者均崇尚天地，感恩自然，有相似之处。他们一到三星堆，就感觉找到了文脉、血脉，有一种亲切感。他自信地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诸多难解之谜，用彝语及彝族民间传说完全可以破解。我对此疑信参半，不过，在接触到彝家诸多物件、风俗、传说后，也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亲近感。不论三星堆人是否彝人的一支（留待考古学家们去探究），但三星堆人中包括彝人，应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肯定，杜宇带领其部落来到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融入了三星堆人或三星堆人后裔这个群体，从而使得昭通和德阳两地有了亲缘乃至血缘关系，使得两地人民有了自然认同的亲切感。这也从一定角度印证了诞生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古蜀社会是移民社会，有着较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先进性，因此才能创造出冠绝一时、光耀千古的古蜀文明。
彝族尚黑，图为彝族服饰音舞诗《云绣彝裳》2019年在昆明绚丽登场。 （ICphoto/图）
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奇特造型连小孩子都被吸引住了。 （ICphoto/图）
《壁经堂丛书》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其中最为杰出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当数蚕丛、鱼凫、杜宇。蜀王蚕丛，是最先发现野蚕家养成功，带领蜀民进入养蚕抽丝织衣时代的王者，“蜀”字即由蚕形演化而来，为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广袤的这片大地命名。蜀王鱼凫则代表着尔后古蜀先民的渔猎时代。再后来则是蜀王杜宇，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及其文化带入了古蜀大地，开创了这片土地农耕文明发展与繁荣的前景。
进入农耕社会，农业是关系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基础产业。但那时及其后数千年，作为国之基民之本的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顺应自然规律，遵循农时从事农业活动，就是农业获得正常收成或者丰收的一种保障。当然，遇上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则另当别论。
望帝杜宇应该是个懂得农事、重视农事的君王。他关心百姓稼穑，教导百姓如何种植庄稼，叮嘱百姓要遵循农时，搞好农业生产，因此，百姓对他十分爱戴。望帝生前重农爱民，死后仍然心系百姓，其灵魂化作杜鹃，每年清明、谷雨、立夏、小满前后，就飞到田间地头，一声声的不歇鸣叫，农人们便互相转告：“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啊！是时候了，该播种了！”“是时候了，快插秧吧！”
农人们认定杜鹃就是望帝，又把它称作子规、催归。农人们愿意相信这个传说，世世代代传递着这个传说，深信望帝生前劝农桑麻耕作，执念深沉，死后不忘初心，灵魂才化为杜鹃，每年农事来临，便飞遍山野村舍，反复啼鸣，提醒农人们不要误了农时，而农人们也都懂得他的一片苦心和关心。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望帝杜宇去世数千年，农人们还记得他崇敬他，望帝杜宇在天之灵，应该满足了！
在漫长的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里，历代贤君明主，多以望帝为榜样，重视稼穑。历史上，像鞭打春牛，抬龙王巡行，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便都是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地方官员主持或参与的重大农事活动。人们也会从中感受到望帝杜宇的流风余韵，绵绵不绝。
望帝杜宇禅让帝位的高风亮节，亦为人们称道而载入史册。
世间的一切诱惑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最大的诱惑，极难抵御。因为它能给予一个人希望拥有的一切，从财富、名望、美色到主宰万物。人一旦登上权力巅峰后，往往不会割舍它，至死方休。但是，望帝杜宇做到了，不论是自愿还是被逼，他都效法尧禅让舜的故事，将帝位让贤给了大臣鳖灵（后称开明帝）。
或许，客观上古蜀先民因为生存需要，必须挑选出大公无私、能力卓著的人作为首领，才能带领他们，战胜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如洪水猛兽的侵袭），克服各种难以预测的巨大困难，使人们获得立脚之地，得到基本的温饱。可以说，这种王位由“贤能者居之”的意识和作为，是古蜀先民在长期与险恶生存条件作斗争中形成的美好德行，是他们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
据专家们的研究结论，古蜀三星堆文物太阳轮“盆地观日之像”和金杖上的五齿之冠的图案，就是赞扬禅让的古蜀国文化图腾。太阳轮之形，蕴含四川盆地的古蜀国民崇拜像太阳一样胸怀禅让帝位给鱼凫的蚕丛先祖，他被奉为四川盆地古蜀国民心中的“太阳之神”。这种对禅让者的崇拜和礼敬，是古蜀禅让文化的深厚民意基础，使得禅让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某种程度上，这种共识也会对君王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太阳轮形青铜器。 （ICphoto/图）
同时，我们可以判定：古蜀农耕社会前期的生产力必定较为低下，产品不丰富，剩余物资不多，而原始共产主义公平正义的遗风尚存，作为君王是没有多少特殊待遇，不能随意攫取个人利益和物质财富的。王者既是荣耀使命，又是责任担当，还是奉献牺牲，帝王的吸引力远不如后来巨大，禅让既可搏得好名声，个人损失亦在承受范围之内，如果其人够开明无私，何乐不为？在这样一个讲求公平正义、贤能者为王成为共识的社会里，禅让就是智者顺应民心的正常举措了！
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关键还在于帝王要在主观上真心接受社会共识，确实能够以民众福祉为念，方能撒手帝位让于德才超过自己的人。后来，我们看到：在历经蚕丛、鱼凫、望帝时期两千多年持续开拓耕耘的基础上，古蜀国这片在沼泽里积淀起来膏胰厚土上，农耕文明渐成气候，物质财富丰富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权力与财富的双重诱惑使开明帝萌生了可怕的私心，他断然开启了父传子的王朝世袭制度。
于是，望帝的禅让便成为古蜀王国历史的绝响！但也由此衬托出杜宇的难能可贵，使之不断从历史深处激荡起巨大的回音。
蒋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