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兰小欢写了一本书叫《置身事内》，作者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同时又站在一个高远的位置，去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特点；精炼点讲就是：置身事外看趋势，置身事内找问题。内容虽不高深，但是却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讲得非常清楚明白；比如地产经济，比如城投债和产业基金等。
作者尽管在美国获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讲中国经济时，并不建议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学原理去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去客观地讨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经济，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体制的原因，谈经济就不可能不谈政府。中国政府总体来看，分中央和地方；中央是大脑，地方是执行的主力，如何调动资源，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让经济发展更快、让效率利用率跟高，就必须要考虑到权力、职责和利益的划分，即事权划分。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事权改革方向的阐述是这样的：“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和维护等作为地方和中央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按这本书中所讲，事权划分有三个大的原则：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
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通俗讲就是一个人（事）影响了另一个人（事）。比如一个卡车上在高速路上掉下一个大铁块，影响别人行车安全，就是负外部性；而有人看到后，把铁块从高速路上移走，让别人更安全，就是正外部性。
地方与地方是按照行政划分的，跨地方的事就适用于外部性原则，跨省的事项就需要中央来进行协调统筹，效率才高。比如一个地方会把高污水企业集中在本地边缘的下游区域，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水污染程度也不高，但是下游地区的水污染程度却高了。
另外，各个行政区域区都会把资源集中在行政和经济中心，对于区域接壤的地方投资并不能实现本区域的利益最大化，特别是三区域交接的地方更是如此。一般区域交界的地方基础设施最差的，经营环境最不友好。
有一些公共的服务，在全部或者多个区域都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比如国防，如果每个省都组织国防，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效率就远不如有国家统一安排的效率更高，这个其实就是规模经济。
信息复杂性原则
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想要管理好就必须掌握关键的信息。兰小欢教授谈国家层面的管理，其实对公司和单位内都很适用。
原则上，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但上级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很多时候，上级得到的数据是由下级汇报上去的，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的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这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如果是一些专业技术领域，需要做决定的人懂得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如果上级领导在这方面并不很专业，那么专职办事的人员的实际权力更大。
维护“县官”和“现管”的平衡是管理有效运转的关键，而信息优势则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就该自主决策；有时尽管下级有信息优势，但最终的决策后果对上级影响很大，上级就可能多干预；而上级的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有利。
信息的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上级必须给下级一定的权限和自由度，否则下级没了积极性，干脆把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那么就会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
国家运作的信息复杂性很高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公司内部，也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信息，所以有些比较正规的公司对每个部门甚至每个岗位都清楚的定义了职责范围和职责权限，这样就能让日常管理高效的运转，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沟通成本。
激励相容原则
兰小欢教授书中说，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有意愿做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
不管是国家事务还是公司事务。中央或者上级制定的战略方向需要下级部门或者下级执行，那么必须要有合理的激励机制。不能因为是上级命令就以为一定能够得到高效率的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级没有被有效激励，很有可能就会没有积极性，消极怠工。
政府要做的事情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比较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另一类则比较抽象和宽泛，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去调动资源去达成。
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垂直化管理。比如海关，这种权力划分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工作主要由系统内的上级安排，绩效、升迁等也由来自系统内部。
而比较抽象和宽泛的事，比如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等，这些就必须给地方以足够的权力和自由度，提高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否则就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激励相容原则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明确权利和责任，如果不明确就容易出现互相追逐权利而推脱责任的现象。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制度化是为了互相信任，形成明确预期，否则同样会打击积极性。
最后，个人认为这三个事权划分的原则同样适合我们微观的环境，比如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部门，一个高效公司或部门的有效运作，同样需要考虑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以及激励相容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