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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尼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不但受到社会变革的和赞助人意志的影响，同样也是工匠和他们所沿袭的彩色玻璃工艺在当时圣德尼地区蓬勃发展的结果。
中世纪早期玻璃工匠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并不完全依靠这门技艺而决定，但这门技艺却可以改变工匠们的生活，尤其是获得主教或贵族长期雇佣的平民或者奴隶。
一些的奴隶本是匠人获得主教或贵族的长期的雇佣因此获得自由与稳定的生活；一些人专门从事玻璃原材料的生产和贸易；甚至也有僧侣担任工匠的角色。因此中世纪的工匠不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那样易于辨认，他们或是身兼数职或四处游走，并且很少在作品上留下名字，尤其是彩色玻璃窗这类工程浩大、需要各类工艺结合的艺术品。
故而除了一些零散的的税收记录或合同文本之外，只能模糊地通过不同风格和图像中的细节来识别他们的各自群体的印记。
欧洲早期玻璃工匠的身影夹杂在零星的故事传说之中，文字和语言对这些玻璃工匠的描述大多穿插在叙事之中，并没有展现这门古老手工业的全貌，也没有对某位玻璃工匠的生平做出记录。
英国学者威廉·沃灵顿（williamwarrington）于1848年的所著关于彩色玻璃的文本中描述了公元4世纪圣杰罗姆（St.Jerome）的写下的一段传说，尽管杰罗姆认为玻璃的使用远远早于他写作的年代（Fenestraequaevitrointenueslaminasfusoobductaeerant），但在他说到罗马帝国时，玻璃工匠的身影才出现在文字之中。他转述了犹太人菲伦(Philon)的一段经历：
这段话中的玻璃工匠的身影一闪而过，可在这段描述足以看出被罗马皇室雇佣的职业玻璃匠人在公元前的罗马帝国已经可以用娴熟的技艺控制玻璃的色彩。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勒芒（LeMansCathedral）唱诗席的一扇玻璃窗，其中描绘的主题是关于犹太儿童的奇迹，这是格里高利在旅行时介绍到西欧的圣母奇迹之一故事之一。说的是公元6世纪时的一位犹太玻璃工匠的儿子接受了圣餐，因此这位暴怒中的父亲要将儿子投入烧制玻璃用的熔炉之中，此时圣母的祈祷拯救了个儿童。
勒芒的那片玻璃窗上明确地描绘了一个烧制玻璃用的熔炉。下图从这两个早期示例中玻璃匠人作为这门手工艺获得者而出现，可以确定的是，玻璃烧制在罗马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行业，在13世纪西欧反犹太主义驱逐犹太人脱离手工业之前，欧洲的一部分玻璃匠人是犹太人无疑。
而到了中世纪玻璃工匠的社会身份逐渐变得复杂，除了以烧制玻璃为生的工匠自由工匠之外，其中一些匠人变为奴隶，还有一些被提倡体力劳动的修道院收留这些工匠，僧侣们开始学习他们烧制玻璃的技能。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中世纪掌握玻璃烧制及制作技能的工匠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
关于玻璃工匠不同社会身份有力的证据在莫泰（Mortet）的《法国建筑史和建筑师文献集》中可以看到，他提供了三位11世纪末的玻璃工匠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三名工匠分别来自不同的阶级。其中最为专业的玻璃匠人是从兰斯城（Reims）雇佣来的罗杰斯（Rogerus），他修建了卢森堡公国（Luxembourg）圣胡贝尔阿尔登（Saint-Hubert-d'Ardennein）修道院的彩色玻璃窗。
罗杰斯与圣德尼长期雇佣的克莱尔一样，属于是声名远播的“glazier”，因高超的技艺被邀请到某处供职，他们的社会地位更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依照当时的学徒制度能够出师并有经济实力带领一个工作室独立承担项目的玻璃大师的数量并不多，这一点已被德拉波特（Delaporte）的观点所支持。1163年德国阿恩斯坦（Arnstein）的普利孟特瑞（Premonstratensians）修会制作的一扇玻璃窗中留下的签名也可作为这些大师们存在佐证。
据格罗德基的描述，这扇玻璃窗描绘的是西奥菲斯的肖像，肖像人物手中拿着画笔和颜料壶，在其左侧有一段铭文“RexregumclareGerlachoPropiciare”（万王之王格拉赫），据此格罗德基推断写下这段自大的话语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名叫格拉赫（Gerlacho）的玻璃匠人。
另一类玻璃工匠则没有那么幸运，由于中世纪早期频繁的战乱使得一些玻璃工匠沦为奴隶。莫泰记载中有一位名为富尔科（Fulco）玻璃工匠既是如此，他身为奴隶为法国翁热（Angers）的圣奥宾（Saint-Aubin）修道院服务，作为杰出工作的回报他获得了自由，并得到了一所房屋和一片土地。这类默默无名的工匠占据多数，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为主人服务，很少能够脱离奴仆的身份，更无法召集自己的工作室，历史更不会关注他们的存在。
最后一类玻璃匠人从僧侣中诞生，这一类由僧侣兼职的工匠在中世纪早期并不常见，他们大部分生活在那些奉行隐修主义的修道院中。隐修主义将体力劳动视为理想的修行过程并崇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修道院中的艺术或手工业会由修道院内部的僧侣承担。
在莫泰的文字中记录了一位名为瓦列里乌斯（Valerius）僧侣工匠的名字，他在法国雷恩（Rennes）的圣梅莱恩（SaintMelaine）修道院安装玻璃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但毫发无伤，被视为一种奇迹和传说。
而被当今学者关注的西奥菲斯（Theophilus）也极有可能也是一位12世纪的僧侣工匠，他被视为《不同技艺论》（DeDiversisArtibus）的作者而声名远播，这部拉丁文著作由三本书组成，分别描述了绘画、玻璃工艺、金属工艺，每本书都由宗教训诫式的序言和详细的工艺过程构成。
但“西奥菲斯”只是他借用古人名号留下的笔名，这部作品在中世纪工匠和艺术家手中广为传播并有众多复制版本，现今有25份幸存的复制手稿保存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之中，遗憾的是原稿并没有被保存下来。
最早的两份手稿写于12世纪的德国，作者仅被称为西奥菲斯长老（TheophilusPresbyter），而在17世纪的维也纳手稿（ViennaManuscript）中则将西奥菲斯描述为一位本笃会修士，同一时期的另一份手稿则去除了“本笃会”一词。
而在19世纪艾伯特·伊尔格（AlbertIlg）的研究中《不同技艺论》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名叫罗杰（Roger）的工匠，可这个结论在多德韦尔（C.R.Dodwell）1961年译本的前言中被反驳。多德韦尔认为他是一位名叫罗杰的僧侣，12世纪上半叶住在德国的西北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写文学作品并精通哲学，同时也是一名手艺精湛的工匠，一位公认艺术家。
如今关于作者的真实姓名、他所在的修道院或者事迹目前尚有争议，但以每本书前言的神学训诫来看，作者应是一名熟练掌握拉丁文书写并且对手工艺过程相对熟悉的僧侣。
他在《不同技艺论》的第二书中描述了各类玻璃制作的细节，从如何制作玻璃熔炉、坩埚、工具，到挑选沙子制造各色玻璃，玻璃器皿的吹制切割、玻璃绘画、以及玻璃与金属的组装等等，其流程涉及玻璃工艺的每个方面。
结合12世纪欧洲普遍低的识字率，这些记录在当时只能由熟读拉丁语的僧侣所使用。因此当尝试学习这门技艺的僧侣们通过西奥菲斯的著作进行修行时，他们不仅获得了制作彩色玻璃的技艺，也通过参悟书中的神学训诂将自身对宗教的情感与解读融入在彩色玻璃窗的设计之中。
僧侣玻璃工匠与当时非僧侣匠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促使彩色玻璃风格出现变化，如12世纪时出现西多会格里塞（grisaille）风格玻璃便是属于僧侣玻璃工匠的创造。冯·西姆森（VonSimson）用丰特尼（Fontenay）教堂作为例子，认为西多会格里塞玻璃窗与众不同的风格是受到西多会神学思想的影响，并有可能是在伯尔纳或僧侣的监督下完成。
僧侣工匠的出现给他的推测提供了证明，一方面那些单色玻璃窗户中抽象的图案以及在其隐喻的高层次神学观念只有当时潜心修行的僧侣能够参悟，另一方面西多会的僧侣确实如冯·西姆森所推测的那样根据伯尔纳的神学观念创造出一种符合其宗教思想的玻璃窗风格，并且这些玻璃窗有可能是直接由僧侣参与制作，他们是这种风格玻璃窗的设计者也是制造者。
这更充分地解释了为何在12到13世纪这种抽象风格忽然出现的原因。例如，在布丽奇特·利曼特（BrigitteLymant）的查证，大约生活在公元1300年的一位西多会僧侣——卢普卢斯神父（Lupuldusfrater），他在德国海纳（Haina）西多会修道院西面的一扇格里塞窗户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这便足以证明僧侣工匠不仅亲自实践了玻璃技艺，而且创造出符合西多会神学思想的玻璃窗。
圣德尼召集的玻璃工匠是法国玻璃行业兴盛的开端，他们为圣德尼教堂制作的彩色玻璃窗成为当时引领潮流的范例，如沙特尔这样的教堂也争相模仿。在此种供求关系的促进之下，中世纪法国以巴黎为中心的玻璃行业也欣欣向荣，这种相辅相成的繁荣可以从当时玻璃工匠的细化分工以及雇佣方式中体现出来。
工匠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将部分工艺步骤逐渐产业化以满足雇主和市场的需求，玻璃工匠之间的等级和分工也愈加明确，玻璃“大师”们不断更新工艺以设计出符合雇主喜好的彩色玻璃窗样式。这对当时的玻璃行业和玻璃工艺以及彩色玻璃风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