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西安事变作为一段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被张学良称之为“逼出来的”，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的中国，当时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分歧已经愈发尖锐。张学良以东北军总司令的身份，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日寇，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多次秘密会晤。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上的差异，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决定采取果断行动，邀请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来到西安，以期通过直接对话解决分歧。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顺利。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软禁，整个国家陷入震惊之中。西安事变的爆发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些人将张学良视为叛逆者，对他进行严厉的指责；然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国内外形势逼迫下的结果。
正如张学良所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他的初衷并非叛逆，而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虑。作为一位军事将领，他深知国家的危机和日寇的侵略势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蒋介石更加深刻地了解国家的危机，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共同抵抗外敌。
西安事变的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机。经过谈判和思考，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合作的条件，并承诺采取措施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安事变对中国的抗日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然而，通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我们能通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西安事变的背后动因和意义。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对于国内外的观察者而言，它既是中国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契机。
在历史的长河中，西安事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对于一些人而言，张学良的行动被视为违背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的背叛行为。他们认为蒋介石被软禁是对国家领导层权威的严重挑战，甚至认为这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损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的举动也可被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当时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国共两党的合作被认为是有效应对日寇的唯一出路。张学良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以及邀请蒋介石到西安的行动，体现了他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的决心。西安事变的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铺平了道路。通过谈判和协商，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的条件，并同意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政府。这一举动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内心真实想法和国家利益所驱使的行动。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境，但他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尽力寻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西安事变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个重要时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个事件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政治格局，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倾听，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一段历史，并在今天的中国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在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录音稿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当年八十九岁的张学良向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亲口追述了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在这篇录音稿中，张学良认为中国现代人物中他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而且两人一见如故。
这一段历史，就是张学良为自己负责也为历史负责的心情下，历经数十年挣扎讲出的，弥足珍贵，更可想见张学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种种。
(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自己选择去“剿共”
郭：从国外回来(一九三四年欧游回国)，您为什么愿意去打共产党呢？
张：当时老总统实在说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他跟我讲，他什么事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回来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样，你选择，出去以前，国内大家对你都不谅解，你选择愿意做哪样事情。有二个事情，一个是刘黑七，一个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你去打刘黑七。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三省(豫鄂皖)。打土匪那是我不愿，后来就是这么样决定去“剿共”。我自己选的。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回来，我自己，良心话，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跟老总统当时都说明白了，老总统他不答应我。
郭：做侍从室主任？
张：不是这个，这个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不想带东北军，不干了。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就不带东北军，讲白，我想不带军队，不干了，是个包袱。所以，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到最后原因还是这个包袱，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备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是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这不讲理的事了吧？所以我这包袱就没法脱啦。所以我当时真是国难家仇，东北这包袱没法摆脱。
后来戴笠跟我讲句话，他说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话，东北军是你包袱？现在我们也有包袱啦，也是一样的。我这部下我怎么办？所以人啊，你，你们没干过，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们中国，过去不是你当局长我作部下，明天还是冲着你来的，是这样来的。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
唐：Byaccident.
张：天下事就如此，没这准备，没预备啊。好象说，我不跟你说笑话吗，我跟文人不接触的，我说你是蛆虫。你(文人捧的人)不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我才不跟你们(文人)，敬鬼神而远之。请你们三个人注意着，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样失败，失败成功不晓得……。
自评一生：失败
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失败。
郭：为什么？
张：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是我秘书长，其它全凭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说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按内让外”？
张：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你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这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这是军事上说，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笑)我跟他这么样吵啊！嗯，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这样呢？嗯，我我……蒋先生也很安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我真是……
郭：他说用机关枪打？
张：嗯。
郭：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张：是，我真火了。你怎么知道？
郭：你讲的，你跟我讲的。你说话到嘴巴里，没出来……
张：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九十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您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象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