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

人气:293 ℃/2022-11-10 14:57:17

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范仲淹主持的社会改革。宋仁宗时期(1023—1032)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都面临巨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冗兵、冗员、冗费等现象严重。庆历三年(1043),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他们以整理吏治为中心,条陈十事,推行新政。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希望能帮助大家。

北宋的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

宋仁宗发起的庆历新政,看上去轰轰烈烈,却只坚持了一年多

正在热播的古代传奇电视剧《清平乐》,将1000年前的北宋王朝真实地还原给广大观众。由王凯饰演的宋仁宗,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宋仁宗在位41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庆历新政是不可绕过的一大事件。这场北宋王朝的第一场改革,由宋仁宗本人发起,最终又由他亲自扼杀。从《清平乐》第31集开始,就对这场改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在第31集里,宋仁宗将在西北边疆驻守的范仲淹召回京城。宋仁宗之所以要召回范仲淹,目的只有一个:改革。

那一年,是1043年。距陈桥兵变只有83年,整个北宋王朝刚好过了一半。

从宋初以来,北宋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出现了歌舞升平景象。可是,在这歌舞升平景象的背后,逐渐出现了“冗员”“冗兵”“冗费”等问题,官员越来越多,士兵越来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多,贫弱局面初步形成,让北宋的经济情况很不容乐观。

33岁的宋仁宗,何尝不清楚这一点?为此,他将范仲淹、富弼调到京城来,进入权力核心。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导改革相关事宜;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协助范仲淹开展改革。宋仁宗又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参与改革。

范仲淹当时已经54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感到肩上的压力很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战汗惶怖,曾不获让”。在宋仁宗的再三勉励下,范仲淹拿出了一个改革总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在改革总方案里,范仲淹提出了10条措施: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择官长(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公平划分职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修武备(恢复府兵制度)、减徭役(减轻农民负担)、覃恩信(朝落实优惠政策)、重命令(注重政令统一)。

宋仁宗读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后,将它公之于众,在朝廷里征求意见。欧阳修等谏官纷纷上疏,对10条改革措施发表意见。宋仁宗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采纳了10条措施中的9条(修武备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当年10月,以朝廷任命张温之、王素等一批精明干练的官员到外地担任按察使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因此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在选择按察使时,翻阅官员名单,发现不称职者,一笔勾销。富弼在一边忧心忡忡地说:“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在范仲淹的主导下,一条条改革措施得以落实下去:一批能干的官员得到重用,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被除名,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起色。税负减少后,老百姓的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冗员”“冗兵”问题初步解决,使得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三、

然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都会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庆历新政也是如此。从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来看,重点是解决“冗员”,这触及了守旧官僚的利益,受到他们的反对。

由于庆历新政是由宋仁宗亲自启动的,守旧官僚不能直接攻击改革措施,而是将矛头对准范仲淹,在范仲淹身上寻找攻击点。众所周知,范仲淹清廉自持,作风正派,是很难找到攻击目标的,以夏竦为首的守旧官僚便指责他在朝廷里与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搞“朋党”。

对于守旧官僚的攻击,范仲淹爽快地承认了,只是他认为自己是“君子之党”,而非“小人之党”。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夏竦等人予以反驳。

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文章都写得大气磅礴,却在无形之中得罪了更多的官员。

1044年5月,范仲淹、韩琦上疏宋仁宗,请求“密为经略、再议兵屯、専于遣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这七件事,并扩大宰相的权力,以此将改革推向纵深。

范仲淹此举,激起了守旧官僚更大的反抗。他们干了一件非常卑鄙的事情:夏竦命令家中的女仆,摹仿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信件的内容是改革派官员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

宋仁宗并没有调查这件事,可范仲淹等人却感到惶恐不安。显而易见,现在宋仁宗还比较信任自己,自然不会听信挑拨离间;可一旦宋仁宗不信任自己,那就大祸临头了。范仲淹感觉到庆历新政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我们刮奖时看到了“谢”1个字就能够猜测到结果,而不是非得将“谢谢惠顾”4个字看全。

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边事再起,请求外出巡边。宋仁宗如果真的想庆历新政继续下去,是绝对不会放人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干净利落地答应了,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当年8月,富弼也外放为河北宣抚使,保留枢密副使的官职。

1045年2月,随着范仲淹颁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废除,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的主要官员被赶出京城,庆历新政宣告结束。这时候,离庆历新政启动(1043年10月)的日子,才14个月。

庆历新政虽然只持续了14个月,就因为守旧官僚的反对和宋仁宗的摇摆不定而提前“夭折”,但更多的人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1045年,一个叫王安石的鄞县知县,正在他的辖区内进行小规模的改革试点。20多年后,王安石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另外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熙宁变法”——我们又叫“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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