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开窗蝙蝠可能从墙缝、空调管、门缝等有缝隙的地方进来，也有可能是在关闭门窗之前进来的。蝙蝠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如果家里很亮，很干燥，蝙蝠就会自己飞走，看到蝙蝠飞进来，不要用手或东西拍打，刺激蝙蝠容易遭到蝙蝠的反击。
家里没开窗蝙蝠可能从墙缝、空调管、门缝等有缝隙的地方进来，也有可能是在关闭门窗之前进来的，蝙蝠进入屋里可以把门窗打开，房间的灯打开，蝙蝠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如果家里很亮，很干燥，蝙蝠就会自己飞走。
蝙蝠身体看起来大，但是却很柔软，可以进入非常小的缝隙中，可以通过家里的门缝等狭窄的地方，看到蝙蝠飞进来，不要用手或东西拍打，刺激蝙蝠容易遭到蝙蝠的反击。
蝙蝠不会主动攻击，生活比较隐蔽很少有人，一般生活在老房子与瓦片下，蝙蝠对人体一般没有坏处，还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尽量不要去刺激蝙蝠，以免自身安全受到影响。
蝙蝠的好处
蝙蝠只是长相不让人喜欢，但是它们一般晚上才出来吃东西，蝙蝠一般以蚊子、苍蝇等小昆虫为食，在夏天对于环境有一定的清洁作用，蝙蝠不会主动攻击人，也很少会有毒性。
上海滩的地标性建筑——和平饭店！在历史的沉淀下见证沧海桑田
沿着一片晦暗的黄浦江，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经过中山东一路，拐向大楼之间如深壑般的窄街，灯光黯淡的车厢令人想起北冰洋上大块的浮冰。在它背离的江面上，晚雾笼罩，江鸥像褪色的黑白照片里那样身影混沌。东亚的天色正在飞快地向黑夜滑落下去。又湿又冷的夜。不过，海关大楼钟楼的《东方红》报时曲仍准时在每一刻钟敲响，在充满海风带来的咸湿和江水散发出的污水气味的外滩空气中荡漾。那是个黄昏，我乘电梯到达和平饭店的顶层，准备一层层往下走。
也许这发生在1996年我写《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时候，那时我在外滩探访，《水边的老酒店》的草稿就是在和平饭店底楼面向滇池路的咖啡座里开头的。
不过，也许是2003年。那时我已经决定要写《外滩：影像与传奇》。于是，我开始设法进入外滩沿江的一栋又一栋大房子里面去。抑或是在2006年。和平饭店本来是《外滩：影像与传奇》中的一章，但是这一章长得不合比例，我决定要将这一章单独抽出来，成为一本书。那次我住进饭店去了，与它朝夕相处，常常在午夜时分到处闲逛，像饭店传说中的鬼魂。也常常在黎明时刻坐在陈毅铜像的巨大鞋子旁边，回望黎明最初脆弱的阳光如何在它面向黄浦江的窗子上闪光，看上去好像《太阳帝国》里那个英国孩子在打莫尔斯密码。我总是对它打量了又打量，不相信自己准备为它写一本书。对一个本地人来说，酒店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而外滩本来就是一颗外置的心脏，这是美国记者霍塞1937年写下的判断，但现在对上海本地人来说仍有某种地理和心理上的意义。
到底是哪一次我已记不真了，但我不会忘记那一次，在旅馆大楼里游荡时我的惊奇。
我记得，古老的电梯里，吊在电梯上方的钢索吱吱嘎嘎，狭小的空间里残存着古龙水的气味，然后电梯门无声地开了，温暖的灯光，金色的，在大理石的墙上和地上，以及天花板老式的金色藻井上，反射出无数道金光。亮光经过已经八十年之久的法国琉璃，照耀着坚硬大理石中温软的岁月浆汁，还有灯光后面那大团的暗影。这是一个散发旧世界光芒的空无一人的门厅。那灯光让我见识到，原来灯光也可以是兼有炫耀与雅致的复杂含义的一种物质。
厚厚的西北地毯，薄薄的波斯地毯，我一层层楼走下去。
九霄厅已经灯火通明，那是墙上的颜色还是淡淡的天青色，配上金色的云头？从装饰着契丹图案的朱红色厨房大门后，传出百里香融化在热烘烘的食物上的气味。
和平厅的门厅里已经搭好了一个由白色百合与玫瑰组成的婚礼拱门，高高的天花板上，所有捷克水晶吊灯都已经点亮。新人是一对体面的上海年轻人，婚纱照片放得与真人般大小，新郎有双江南人细长精明的眼睛，还有一张向内收去，好像橡皮水喉般严谨的嘴，很像一个银行的理财经理。他正冲着已到处放置着鲜花的电梯间微笑。
旧塔楼俱乐部楼下的门厅里，灯光稳稳地照耀着一架默不出声的三角钢琴，似乎它正是那架1949年5月国民党守军征用塔楼俱乐部，华懋饭店经理临时从俱乐部搬开的钢琴。
然后，我经过一道道安谧的客房走廊。灯光在墙上长长地倾泻，好像沉重的金色帷幕。
在金色帷幕的另一端，1944年年轻的中国仆欧默默接受女间谍塞过来的一卷钞票，对她正在用间谍照相机翻拍日本大佐公文包里的文件视而不见。1929年年轻的意大利女子喝得酩酊大醉但始终不置一词，因为她的丈夫正在此大行桃花运，她自己却没有足够的机会怀孕。1934年维克多·沙逊正在把玩一尊拾得和尚的象牙像，等待腿部的剧痛过去，这是他飞机失事留下的后遗症。他蜷缩在暗影里，好像一头独自在密林中等待死去的大象。和平饭店的静谧悠悠远远，故事就是这样一动不动蛰伏着，并向后眺望。
我在它那A字形大厦的一翼望向另一翼，每扇窗子都大放光明。它挽起的窗帘就像伦敦那些古董剧场挽起的帷幕，晃动的人影就像尼尔·考沃德笔下的艾略特与阿曼达，他们是《私人生活》里的两个主角，离婚又再婚，俏皮，俊俏，一点点不过分的哲学化与资产阶级的实际与缺乏理想。艾略特与阿曼达偶尔重逢在一家豪华酒店的阳台上，这故事就诞生在我...
那天，和平饭店是个美妇人，正盛装打扮起来，渐渐光彩照人，她要令自己的客人们终生难忘。而我是奇境中的爱丽丝。
艾略特：你怎么会在这里？
阿曼达：我蜜月旅行呀。
艾略特：太有趣了，我也是。阿曼达：愿你享受你的蜜月。
艾略特：还没开始。
阿曼达：我的也没开始。
艾略特：哦，我的上帝。
阿曼达：我忍不住想，这是个小小的不幸啊。
艾略特：你幸福吗？
阿曼达：当然幸福。
艾略特：那就好。这儿没什么不对劲的，可不是吗？
阿曼达：你呢？
艾略特：我已心醉神迷。
阿曼达：我真高兴你能这么说。我们应该在哪儿再见上一面。（转身）
艾略特：再见。（坚决地）
——尼尔·考沃德《私人生活》
她头也不回地返回自己的门中。
他站在原地，凝望她的背影，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阿曼达逃离，因为她预感到了命运。艾略特面露惊恐，因为他也预感到了命运。
那天我站在窗前眺望，心中升起融融的怜惜，因为我也预感到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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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2003年时的大堂，2003年11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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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字形大堂被分割成狭长一条的几十年里，和平饭店的大堂总是宛如洞穴般的狭长和幽闭。灯火穿透渐渐变黄的拉力克玻璃和繁复的几何曲线与直线，日夜不停地、沉甸甸地坠落下来。上海旧有的生活方式六十多年来渐渐被铲除，华懋饭店成为和平饭店，但这里却一直都是外滩的时光隧道。肩披外滩潮湿发咸的空气走进狭长的大堂，时光错乱的碰撞声就在耳畔。那些被灯光无声照亮的曲线与直线，三角形与正方形，散发着社会主义和平饭店甚为陌生但却始终与之融为一体的气氛，这种令人不知所以的融合，宛如奇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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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2003年时的大堂一角，和平饭店小卖部。2003年11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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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平饭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模样。二十年代的鼎盛时期，浮华、旖旎的描金藻井和曲线繁复的铸铁灯，笼罩着设在旧时那个气派茶舞厅一角的小卖部。那里有友谊商店风格的民族娃娃，材料上等但造型陈旧的玉石项链，缝制精心但式样呆板的丝绸上衣。要待到费尔蒙特和平饭店的时代，饭店才恢复供应多年前的英国式高茶。如今陈列在茉莉酒廊玻璃展示柜里的，是被灯光照亮的二十年代的蕾丝女用手套，以及长柄剧院望远镜。如今它们终于与那样的灯光匹配，但也终于由于失去了大堂的小型友谊商店的戏剧性，从而变得乏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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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九楼客房走廊，2005年12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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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客房走廊是整个大厦中唯一听不到海关钟声《东方红》之处，也是与黄浦江上来的雾气与潮湿重重相隔之处。长长的走廊，纵贯于A字形建筑的双翼中央。在这里，金色灯光是唯一恒定的物质，间或，是从客房门缝里透出来的电视机的音乐声，淡淡的纸烟气味，以及双人房间里模糊的对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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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八楼龙凤厅，2007年4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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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红大绿的颜色，饰满倒挂蝙蝠浮雕的天花板，是对CATHAY（华懋饭店的英文名称）一词最好的诠释。在这里，契丹风格便是沙逊心目中的中华风格。难怪中国人坐在这里，觉得那是异国情调；英国人则要感叹说，和平饭店是华懋饭店之中的和平饭店。2007年饭店整修时，一心想要整旧如旧的外国设计师却对上海的CATHAY全无感受，想要改变颜色，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对上海人来说，这大红大绿历经沧海，已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见证着这座城市文化一点一滴的融合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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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八楼走廊，2007年4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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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八楼雕龙画凤之地，在幽暗无声的走廊里抬头望去，是灯影里的曲线与直线。细细看去，隐约是个几何形的喜字。衬着的层层屋顶，却又是巴洛克时代的灰绿与粉红，以及闪闪发光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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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八楼走廊，2007年4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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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喜字看下来，墙头上描金的云头被两盏拉力克灯照亮。再细细看去，那云头的曲线变了形，那灯罩上的云头也变了形。就这样，一朵契丹的云头，变成了装饰艺术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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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底楼酒吧，2005年12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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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与猎犬酒吧，在华懋饭店时代只是个寻常的英式酒吧。在和平饭店时代，这个酒吧到达了它名声上的最高峰。在这幽暗之地，靠近石柱的小舞台上，诞生了中国最著名的老年爵士乐队。他们因为演奏四十年代远东流行的美国爵士乐而名扬四海。后来，这间酒吧被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评选为世界最著名的爵士酒吧。费尔蒙特和平饭店虽然恢复了它原来的格局，改动了原来的酒单，使它更加时尚，甚至增加了一支从加州来的爵士乐队一起演出，却没有沿用“马与猎犬”这个旧时的名字，因为老年爵士酒吧的名声已远远超过了马与猎犬。在这间酒吧里，和平饭店从华懋饭店的层层回忆中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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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八楼和平厅，2007年3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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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交谊舞的时代终于被替代。当年在地板下精心装置弹簧的舞厅，在和平饭店时代，更受欢迎的用途是婚礼和婚宴的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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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夹层中的雪茄酒吧，2007年3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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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酒廊在原位一动不动，维持着当年的柱灯，当年的光线，沙发的布局，茶几与膝盖之间的距离，灯光后面大团的昏暗，以及沉作一团的悄然无声。这样的趣味在沧海桑田的巨变里，好像飓风中安然飘浮在地面上的羽毛那样奇特。这是一种古旧的，精美的，沉着的，炫耀的，带着一种精心打扮，自命不凡，心存辽远的老绅士气。那是一种海事时代四海为家，却又得益于营造欧洲繁文缛节的通商口岸城市的遗韵，这种独特的气氛一直被和平饭店保存着，这种奇异的保存，有时让人想起“珍藏”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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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十楼电梯厅，2005年12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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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的楼上有种沉甸甸的宁静。但是，那悄无声息的宁静中，总让人觉得，带着一股令人不可忘形的威慑。这与多年来这里一直保持着对公众的封闭，并保持着与外部世界极为不同的秘境般的神秘有关。那是一个初冬的冻雨之夜，我浑身又湿又冷地从镜头里看着这个寂静而又温暖干爽的地方，看着仍旧盛开的满枝花朵，心中有强烈的异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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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2005年12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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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湿森凉的夜色中，站在和平饭店A字形建筑一翼的窗前眺望另一翼的灯光。觉得那真像一个舞台，当灯一盏盏地在以古老文雅的方式垂下的厚窗帘后亮起，考沃德式的喜剧就可以上演了。套用瑟金特的句式，那窗帘的灯下，曾经是欧洲左翼学生小组争论明天谁应该第一个与王洪文握手的地方，是日本在上海建立的领事馆最初开始工作的地方，是怡和洋行香港办公室企图在大楼开设分公司时，考察小组第一天晚上下榻之处，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来访问上海的加拿大政客系上鞋带，准备出发去见识夜色中的外滩情人墙的地方啊……多少故事在这里继续上演着，比考沃德1930年在伦敦上演的喜剧更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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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九楼九霄厅，2006年2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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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维克多·沙逊仍留在上海，他到处宣扬日本人终将失败，说他们根本无法占领全中国。沙逊是当时留在上海的大班中最有钱，也表现得最为乐观的一个。他常到底楼马与猎犬酒吧去安慰那些正在喝酒的沮丧的英国商人，他也常招待大班看欧洲的战争新闻片，并宣称日本人绝不可能赢得战争。于是，他与日军的关系日益恶化了。1939年的某个晚上，他在这里与已经进入上海的日本海军军官们吃了最后一餐剑拔***张的晚餐后，决定尽快离开中国。这间餐厅的墙壁上，契丹情调的天青色与细致的描金云头一直保持到2011年。这间餐厅一直是和平饭店最好的小餐厅，克林顿总统夫妇曾在这里吃过沙朗牛排，戴高乐将军曾在这里的阳台上俯瞰整条外滩，2011年，它的颜色与格局消失在费尔蒙特和平饭店的整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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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周刊封面上的和平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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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蓝色也消失了，那是1991年框住了和平饭店大厦轮廓的蓝色霓虹灯。如今它只在这本旧周刊的封面上才能看到。用霓虹灯管框住建筑轮廓的习惯，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时髦，当1921年第一根霓虹灯管在上海亮起以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长久以来一直是这个城市现代性的象征。每到夜晚，商业区的霓虹灯将上海的夜空映照成一种发红的黑色，从此，上海就不再有安静的夜色。1991年，当上海作为一个旧国际都市渐渐苏醒时，老式的霓虹灯管又开始在和平饭店的外墙上闪烁，就像老人们取出闲置多年的镶拼皮鞋去舞厅跳舞一样。当外滩有了新一代更亮更集中的照明光源，人工吹制的玻璃霓虹灯管便渐渐消失了。霓虹的一页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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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套房，2006年11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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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房间里是幽暗的。和平饭店时代，使用的信纸上曾印刷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商店里曾供应物资紧缺时代紧俏的国产香烟和香皂；为了追赶国际潮流，也曾特意吊低了二十年代的高天花板。然而，幽暗的旧世界情调仍然在弥漫，在那些饰有浮雕的天花板，和保留着华懋饭店时代的铸铁吊灯和宽大箱子间的套房里。即使在上海燥热难当的夏秋，也保留着与世隔绝的幽闭与旧气。九十年代后，客房的空间被改造过，客房的家具颜色也从深棕色更新成单薄的浅棕色，但仍旧保留着那种幽黯。直到饭店整修以后，整体的光线被调亮，旧时的恍惚才终于被新时代的明快欢愉覆盖，套房从此焕然一新，如同伦敦的大多数酒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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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大堂在修复中。2008年9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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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和平饭店大修，终于完整地收回了1956年被分割出去的华懋饭店丰字形大堂。当分割大堂的墙壁与木板被一一拆除，一座上海从未有过的宽敞华丽的大堂出现在幽黯的天光之下。在场的人，即使是最早进入和平饭店工作的老职工都未曾见到过它。腐坏的薄木隔板后面，大堂壁饰铺天盖地，虽然积尘累累，却仍旧华丽难挡。工人们在每块壁饰上都贴上保护的贴条，但它终于还是失去了原来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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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八楼扒房，2006年11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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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到处悬挂着的黑色铸铁灯。它散发出的光线，不知为什么，是别处看不到的醇厚，金黄，安稳。它从不恣意，但却一直很花哨和张扬，好像一声清亮尖利、但不刺耳的口哨。和平饭店是一栋DECO式大楼，四处充满DECO的细节，甚至可以说它像芝加哥城内国家大道两边的大楼那样，堆砌着过多的DECO细节，直看到人头晕。但即使是在芝加哥，也没有像和平饭店的灯光那样，有着充满DECO精神的典型光线。灯光是奇妙的东西，有些灯光，如人的目光一样，蕴含丰富的感情。这种灯光很容易消逝，甚至比人眼睛中蕴含的感情更不容易捕捉，和保留。你可以要求你的爱人再次含情脉脉地看你一次，但你无法要求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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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饭店总经理奥瓦迪亚的信件，2003年4月复制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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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在经理奥瓦迪亚使用的华懋饭店信纸上，能看到华懋饭店在外滩的天际线上已是木秀于林，处于整个外滩聚宝盆的中心。这大概是极少量的，如今仍保留着的华懋饭店时代的真实记录，现存于大英图书馆浩如烟海般的远东档案中。信纸上的棕红色印刷，是1929年以来，放在华懋饭店每间客房抽屉里的信笺版本。面对这些信纸，那些在书中零零星星看到过的华懋旧物浮现出来，银质的水喉，从静安寺的涌泉中直接管运而来的泉水，亚麻布的卧具因为烫得平整而引起的凉爽的触感，图书室里残留的埃及香烟的气味，大堂里下午时分的斯诺克球的撞击声，奥瓦迪亚在信中忍不住谈论了日本……1933年，日本的阴影已经渐渐逼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