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相当于外交部和教育部。礼部是负责祭祀、外交以及教育的工作，放在现代来看，国家已没有专门负责祭祀的部门，但还有负责外交和教育的部门，它们分别是外交部以及教育部。
礼部是三省六部制的其中一个部门，六部除了礼部外，还有吏部、户部、兵部、刑部以及工部，每个部门负责的工作不一样。
礼部下辖礼部司、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四司分掌礼乐、学校、宗教、民族以及外交致政。
礼部在隋朝至宋朝，属尚书省，元属中书省，明朝和清朝时为独立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礼部尚书主管。
职场上我们是演员，或许不能站舞台中央但永远不要离开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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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演员！”
尹天仇是一个在片场跑龙套，演些宋兵、甲匪、徒乙混盒饭吃的小人物。片场里像他这样的龙套太多了，根本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为了引人注目，每次他都自作聪明设计一些额外动作，每次都引起导演大怒。最困难的时候，他连龙套都没得跑。但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每当旁人喊他“跑龙套的！”，他一定会认真地回答：“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演员！”终于，他的对演艺事业的执着与热情，感染了一些大人物，幸运之神开始向他招手⋯⋯这是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讲述的故事，有人说，片中的尹天仇，就是星爷的当年。
争取有戏可演“我是一个演员！”这就是所有赢家的宣言！人生是一个大舞台，职场是一个小舞台，想在舞台上扮演主角，要在游戏中获胜，就得先登上舞台，得先参加游戏。入了局才有竟争的资格，出色的才华才能服露，远大的抱负才能实现。不少人要么患得患失，要么自视清高，站在局外评头论足，这样的人即使叫得再欢，见解再高明，始终只是个看客，绝对成不了主角，成功永远与他们无缘。
江忠源，举人出身，曾国藩称赞他“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但他以“任使自喜，不事绳检”，在官场上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江忠源并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以玩游狎戏度日，而是时刻关注时代大舞台的变迁。一天，他告诉曾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天下将大乱了。”他明白作为“一名演员”，他该登场的时候到了。
道光二十七年，青莲教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扑灭，因功授知县，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他募乡兵 500人，赴桂林参战。第二年太平军再攻桂林，他又增募 1000人赴援，装衣渡一役，打死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迫使太平军转而向北。战争初期，他的军事才能充分发挥，屡战屡胜，是当时满地溃败的清军中卓异的将才。不到九个月，便升任安徽巡抚，最后于咸丰三年底在庐州殉难。
曾国藩练湘勇远征，本为援助江忠源，不料他“成名以夫"，大任便落在曾国藩的肩上。本着“成大事者，必须勇于任事，挺身入局”的精神，曾国藩以3000 湘勇起家，倾心倾力，终于扑灭太平军起义，成为时代的主角，更进一步开启中国近代史种种潮流，可谓〝内圣外王”的最后一位人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洪杨之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国革命、国共合作⋯⋯其间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后人仰视之余，常常感叹这些风云人物超人的智慧与毅力，过人的天资与才干，但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挺身入局的精神气概。有了这种精神气概，才有百折不回的勇气，无论多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而智慧与才干，往往是这种精神气概与阅历经验的产物。
多年以前，我曾在湖北农村见过一位老农，从他嘴里，可以听到无数将军小时候的趣事。他感叹到：“当年闹革命时他们都去了，我留在家里务农，后来他们都做了将军，我还是个农民。不过也好，说不定打仗死了哩。”这就是一个旁观者与舞台上演员的区别。
突破“看客”困境职场上，我们都是一名演员，或许种种原因永远也不能站在舞台中央，但我们永远都不要离开舞台。一旦沦为看客，结局就是像上面那位老农那样以“活着”来自我安慰。要做主角，第一步就是得去争取有戏可演，哪怕一开始只是个跑龙套的。
职场上，有一类人往往被旁人所骂：他什么本事没有，只会占着茅坑不拉屎。但骂人着有否想过，占着茅坑，本身就是一种本事，为什么他能占着茅坑而你却不能呢？只是骂人而不努力去占，无异于看客。
人微言轻，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要想发挥影响，施展才华，你就必须晋升。从主动权的角度说，某个位置你没占着，办事得看人眼色，求人帮一把，你占着了，至少办不办事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要想尽快晋升，就不能把精力与时间过多地花在那些并无实质意义和作用的事上。重复一下前面章节中的一个例子。
某个网络公司，老板经常出差，所以请小王代管。老板说，"公司需要一个办公室主任来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现在公司是把你作为副总在培养”。作为办公室主任和未来的副总，小王有心为公司尽力，在发现网络中心经理的种种违规行为后，他向老板投诉，但老板却没有采取措施，网络中心经理还一如既往地利用公司资源荻取自身利益。
小王发覺自己既不能处罚他，又不能开除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公司运营既然管不了，小王从内务开始抓起，他颁布了一个公司卫生制度。但由于涉及到网络中心经理手下的人，经理便去老板那里诉苦，说网络中心技术人员工作时间宝责，卫生不应由他们亲手做。
老板觉得有理，说：“是啊，他们要专心搞技术开发啊。”于是，施行了半个月的卫生制度就此夭折。从此，小王对整个公司的卫生环境一概不管，他想：脏也不只脏我一个•••
支撑了半年，小王心里的挫折与委屈越来越深。他认为老板一是外行，二不懂管理，网络中心经理又会在老板面前装乖巧，而自己没有经验，很多时候只凭一颗忠心，以为反正是替公司着想，而中了网络中心经理的穹李弯弯道儿。既然做什么也白搭，只会辛苦受气，于是小王辞职而去，后在新公司做了一名文员。
这个故事里，除了小王本人的“受害者心态”以外，他还失误在把时间与精力浪费在对公司发展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事情上，比如搞卫生制度，这自然得不到老板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沦落到办公室清洁主管，不能说老板开始不器重他，但他的作为，实在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小李在一家科枝公司做骨通职员，上司对他的要求，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小李的工作做得不好不坏，并不引人注目。他是个很有責任感的人，阿时也非常希望在职业生涯更进一步。
凭着几年的經验和反复的思考，他感到公司的战略方向有一定问题，于是思索再三，大胆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建议书。由于担心上司贪己之功，他便越级向主管营销的副总上书，希望公司
采纳建议，一是有利于公司，二是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结果此事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等了好长时间，终于一天找到个机会，副总到他所在部门视察，他大着胆子问副总对建议书有何看法，副总偏着头看了他一眼，说：“写得太长，看不明白意思，管理层自有考虑。”小王还想再说，副总笑着摇摇头就走了。
小王非常失望，从此埋头做自己的小职员，再不管其他事。小李如果知道100 多年前曾国藩的遭遇，或许心里会好过些。当时，以曾国藩的职位与能力远高于小李，仍遭遇相同的结局。
咸丰二年回籍奔丧之前，曾国蒲一直在京为官。他素有经世之志，就“大有为以膏泽斯民"。无奈朝廷政治腐败，加以对汉人成见基深，他想执政并一展鸿鸪之志，几乎不可能。不甘沉沦的他，凭着“大树"权相穆彰阿的扶持，在道光年间十牟九迁，年仅37 岁便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级干部。但所做事务，不过是值班召见、到署办公，虽说尽心尽责，也不过是个好事务官，根本谈不上政治。
39 岁时，他写信给诸弟，表示对官场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非常厌恶，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一旦诸弟成人家产有余，就决志归养以行其素。不久咸丰即位，曾国藩针对时弊连连上疏发表政论，对朝廷用人、治军、财政、教育等等方提出中啃的建议。曾国藩以后的事业思起，即遵从这几本奏章而来。
但咸丰帝先是敷衍：“你的奏疏切中时弊，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吧。”后不胜其扰，虽未谴责却说：“你的奏疏语言偏激，末能持平，有些你只看见一面，未见全部，所以拘不化，迂腐欠通。”而朝廷众卿看他出风头顿有些嫉妒，一班士大夫笑他多事，权贵们唾骂他，认为他求名求利以至大言不惭。
曾国藩无奏章之下，只有借江西主考差使南归，后闻母亲去世乃奔丧回籍。如果不是其后时代的召唤，中国历史上恐怕又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看客。
应该说，小李和曾国藩的初衷都没有错，勇于任事、勇于倡言也没有错，但他们都以共同的失误，导致了共同的结局。事实证明，不合企业当前需要，再好的建议也不会被接纳。自身没有一定的实力，再好的举措也被视为异类。如何突破这种"看客”或“边缘化”困境，施展才华并实现抱负呢？且看曾国藩如何作为。
咸丰二年他回到家乡，发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都想举家逃难，他就写成《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三首平安歌各处传播，号召乡民团练自卫。不久咸丰帝下旨令各地在藉大臣协助办团。曾国藩本打算上疏为母守丧，邦嵩森劝说：“你有肃清国内的志向，现如今不乘机而出，却拘中古礼，对朝廷对令尊有何神益？并且丧亲期间带兵作战，古有先例。”曾国藩奇然而起，招募农夫提侶勇烈，任用文人作营官，开创湘军历史、历经艰难、终于成就大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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