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些重大变化改造了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但是文明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保持静止不变。只是公元前3500～前2500年间苏美尔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重现。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蛮族渴望掠夺富饶的灌溉平原，如何防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城邦之间的和平，只有各个城邦都臣服于一个外来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蛮族或半蛮族征服者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在无休止的政治军事动荡中，两个重要的变化必须提到。第一，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人们在一般场合不再说苏美尔语了，它被各种闪米特语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渐发生的。来自沙漠边缘的闪米特语各族可能大量迁徙进来，以致苏美尔语逐渐退为宗教语言，在学校里学习，在宗教节日中吟唱。但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称颂众神的显著需求使苏美尔语仍存留了许多世纪。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得学习拉丁语一样，祭司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这要求他们创制双语词汇表和其他学习工具。这反过来又使现代学者一旦在古波斯语写成的双语铭文的帮助下掌握了阿卡德语，那么他们就可能破译和阅读苏美尔语。
第二，虽然经常倒退，但是领土庞大的政治帝国逐渐取得了统一和稳定。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机构发展使如下这些事物得以出现：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官僚制度的原则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公共或行业角色不取决于他刚好担任的公职或被指派的其他职务。但当这种观念刚出现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习以为常。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统治边远地区。即使没有尼罗河为埃及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联系途径，与遥远地区的有效合作也成为可能。
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陌生人最终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义务，就有可能被交给国王的法律和法官进行审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看清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
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价格最初是用大麦计算的。后来银条被用于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参与贸易活动。即便参与，他们也是以物易物，从来不需要使用公共货币。
大多数人一直是贫穷的农民，耕作于田野，如果缴纳税收和地租后，还能留下足够的口粮，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他们与国王的官员、法律或区域间市场没多少关系。而对巧取豪夺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来说，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的逐渐发展，确实使他们能够跨越几百英里、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长期稳定过。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谟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这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德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谟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
也是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和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它关于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描述后来在《创世记》中得到了体现），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经在来自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汉谟拉比时代的书吏和数学家也表明他们是非常勇于探索的。例如，复杂数学运算似乎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于泥板文书；此后1000多年里，数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适应洪水泛滥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术也被保留下来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发明及缓慢改进倾向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帝国管理艺术日益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