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关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往往归罪于隋炀帝的荒淫无道。相传隋炀帝为下江南游山玩水、风流猎艳，于公元605~610年的6年时间内，征召百万民夫参与修缮京杭大运河，且由于劳民伤财而引发农民暴动，再加上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导致隋朝在短时间内快速覆亡。
但真实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显然并不是，修建京杭大运河的构想并非隋炀帝首创，而是隋文帝时期已经显现雏形。公元581年北周静帝退位，外戚杨坚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定都于长安。隋文帝登基后主要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难题：都城长安地下水污染严重、粮食供给困难。
隋炀帝烟花三月下扬州壁画
根据近年来旧长安城下水道、明渠、渗井等排水设施发掘得出，唐朝以前长安城排水，只有在为皇室服务的宫殿群才安置有下水道，其他地区通常采取明渠、渗井等排水方案。明渠容易堵塞、地下渗井的污水自然沉降时间较长，长此以往使浅层地下水盐渍化严重，“水皆咸卤，不甚宜人”的状况迫切需要改善。
一、隋文帝时期修建大运河的构想开皇二年(公元581年)，隋文帝以长安“凋残日久”的名义，在长安城东南方的龙首山修建新都城，大兴城。经过魏晋南北朝多年以来的战乱，都城长安的粮食供给成为难题。“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已不复存在，“饿殍遍野、哀鸿千里”才是隋朝初年的真实写照。鉴于此，京城粮食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从渭水水路经三门峡、潼关运至长安，因此开凿运河便成隋文帝考虑的重要问题。
隋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命晋王杨广帅军50万灭陈，陆续招降三吴、岭南等地，终于形成中国大一统。这以后，隋朝经由长安、潼关、陕州至洛阳的水路被连通，隋炀帝则在继位后将都城迁往洛阳。
据隋朝户籍整理数据显示，隋初全国人口仅有三百六十余万户，灭陈后得五十万户，南北合计近三千余万口。至大业二年(606年)在籍人口已增至八百九十万余户、四千六百余万口。这一系列人丁数量的快速增长，与隋文帝所施行的赋税、兵丁和经济政策，以及沟通关内外水路交通密不可分。
汉代长安城内排水系统结构
二、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多种历史因素考量隋炀帝对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向南北发散，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向北连接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向南连通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与江南运河。
《隋书》记载：开皇七年(587年)，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州入江。公元605年，帝令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洛河、荥阳汜水引黄河，循汴水入淮河。公元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卫河)，北通琢郡”。公元610年，隋场帝下令疏通京口(镇江)到余杭的水路，由此形成了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隋炀帝时期京杭大运河
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呢？
(一)政权统治。魏晋以来，各朝各代的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世族或氏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朝政、垄断仕途，也成为隋朝开创以来面临的大难题。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培植新兴庶族势力，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选定，但“官有世胃，谱有世官”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如北齐统治区的山东氏族、陈统治区的江南氏族，以及以关陇贵族(山西等地)为主的李渊家族，依然是隋朝政治统治的心腹大患。据不完全统计，自开皇元年至隋朝末年，隋国内部共发生大大小小几十次战争，其中多数为具有一定势力的门阀士族挑起的。隋开皇十年(590年)，南陈故地的汪文进、高智慧和沈玄侩等江南氏族，掀起轰轰烈烈的叛乱运动。因此隋文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利于加强各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极大缩短南北方之间的军事行动距离，有效维持各门阀氏族对隋朝的依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疆域
(二)军事威胁。隋朝建立初年，受到北突厥、吐谷浑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严重威胁着隋内部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后，营州刺史高宝宁，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合谋，进扰边境临渝镇(今山海关)。文帝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统帅卢勤、左右仆射等，分道迎击突厥，并进一步兴筑长城与城堡。与此同时，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女真)等民族，也与其他部落采取联合措施，长期侵袭隋朝边境，使隋不得不分配大量军事在边境防御。
特别高句丽国作为辽东的最大国家，高句丽国王是东北政权的实际统治者，世袭爵位辽东郡公。公元586年，高句丽平原太王将都城迁至长安城(今朝鲜平壤)，590年开始以“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为名，向隋朝边境发动多次小规模袭击。
在面对跨度较大南北战争时，京杭大运河开凿与修建，根本目的在于解决行军的粮草储备问题，粮船经由大运河向战争地点运输，以保证前方战事的正常进展。如大业八年~十年(614年)，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就征发江淮以南民夫、水手1万余人，用船运洛口、黎阳等地仓米到涿郡，船只相次千余里。
隋炀帝三次出征高句丽
(三)区域经济不协调。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多年战乱，使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南北地区之间经济差异明显。隋朝建立以后，为加强都城长安、洛阳与南方经济的密切联系，开始加紧大运河漕运建设与管理。
《隋书·食货志》就记载有江南地区谷、米、鱼等物资，经由水路向长安、洛阳运输的现象。而且随着京杭大运河沿岸农业、手工业、个体工商业快速发展，形成了闻名世界的都市聚集区，都城洛阳、大兴城(今西安)、江都郡(今扬州)及北京，成为隋朝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隋朝粮食储运路线
从以上历史资料分析来看，隋炀帝下令修建京杭大运河，以及刚刚继位后的三次南巡，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对江南扬州美景、美人的流连忘返，但也有加强中央集权、沟通南北方经济的考量。特别江南陈国地区刚刚被灭，存在诸多门阀氏族等不安定势力。同时京都洛阳又紧缺粮食，隋炀帝下令在都城周围修建粮仓，用于储存各地运输的粮食。
因而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考量，隋文帝、隋炀帝修建大运河，都不仅仅为了眼前利益，而是有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思考。特别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的发展，也侧面佐证了京杭大运河对后世所具有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