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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秋敏教授
摘要：宋室南渡以后，随着大量流亡、寓居、贬谪词人的涌入，岭南词坛逐渐繁荣。岭南迥异于中原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引发词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创作热情，由此，岭南的自然风景、城市风光和风土人情开始较频繁地出现在南渡后的岭南词作中，表现为具有浓郁岭南风味的地域书写倾向。这不但扩大和更新了宋词的意象群，提供给读者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新感受，也促进了南渡后地域多元化词坛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南渡 岭南词坛 地域书写 审美意蕴 词坛新格局
宋室南渡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文化版图和格局也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对词人群的地域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岭南远离中原战火，加之区域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大量流亡、贬谪文人涌入，被岭南风情所感染，创作出表现岭南地域风光及风土人情的词作。本文力图从内容、艺术表达、意义等方面对南渡后岭南词坛的地域书写作初步探讨。
01南渡后岭南词坛的地域书写倾向
南渡以后，北方大量士大夫文人避难或迁居于岭南。一方面，由于岭南天高地远，避地于此比较安全，如庄绰《鸡肋编》云:“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另一方面，建炎、绍兴初年，北方士民集体南迁，导致两浙等东南富庶之地人口急遽膨胀，物价飞涨：“四方流徙者尽集于千里之内，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1]由此，则“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岭南者”[2]，这其中不乏如吕本中、曾几、朱敦儒、陈与义等著名文士。他们的到来，壮大了岭南文学的创作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岭南地区的文学创作水平。比如建炎四年（1130）初，吕本中避乱南行，至连州，后又流寓全州、桂州、柳州、贺州等岭南诸地，历数载，绍兴三年（1133）北归。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不仅描写异地风土人情，还抒发了避难者的颠沛流离之感和家国之痛。又比如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占汴京，宋室南渡，朱敦儒随大批难民辗转流离逃至岭南，在粤西泷州暂住。其词集《樵歌》之中，有十三首词即作于岭南。由于岭南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自然经济环境以及长久以来蛮荒未化的人文历史背景，加之国亡家散的遭遇，其“天涯沦落”的漂泊疏离心态和思乡之情始终挥之不去。如“悲歌醉舞，九人而已，总是天涯倦客。东风吹泪故园春，问我辈、何时去得”[3]（《鹊桥仙·康州同子权兄弟饮梅花下》)，“泷州几番清秋。许多愁。叹我等闲白了、少年头。人间事。如何是。去来休。自是不归归去、有谁留”(《相见欢》)，“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浪淘沙》)，“伊是浮云侬是梦，休问家乡”（《浪淘沙·康州泊船》），等等，词人通过今昔对比，抒写了亡国之痛和去国离乡的悲苦，这也是南渡初期大部分流寓岭南词人的普遍心态。
《鸡肋编》书影
同时，岭南迥异于中原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引发词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创作热情，由此，岭南的自然风景、城市风光和风土人情开始较频繁地出现在南渡后的岭南词作中，表现出具有浓郁岭南风味的地域书写倾向。
首先，词人善于展现岭南优美的自然风景和繁华的都市风光。作为广南东路的治所、全国三大港口之一，广州是南宋时期岭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当时已有著名的羊城八景，即扶胥浴日、海山晓霁、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大通烟雨、光孝菩提、石门返照、珠江秋色。洪适寓居广州时，为知州方滋僚属，曾作《番禺调笑》，以联章体形式分咏广州的羊仙像、药洲、海山楼、素馨巷、朝汉台、浴日亭、蒲涧濂泉、贪泉、沉香浦、清远峡十处名胜古及其神话传说。
如“羊仙”：
黄木湾头声哄然。碧云深处起非烟。骑羊执穗衣分锦，快睹浮空五列仙。腾空昔日持铜虎。嘉瑞能名灼前古。羽人叱石会重来，治行于今最南土。
南土。贤铜虎。黄木湾头腾好语。骑羊执穗神仙五。拭目摩肩争睹。无双治行今犹古。嘉瑞流传乐府。
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五位仙人乘五色羊、拿六穗降临广州，其由此得名“羊城”。此词为总起，渲染广州的嘉瑞气象，为下面联章组词之歌舞升平氛围定下基调。
如“浴日亭”：
扶胥之口控南溟。谁凿山尖筑此亭。俯窥贝阙蛟龙跃，远见扶桑朝日升。蜃楼缥缈擎天际。鹏翼缤翻借风势。蓬莱可望不可亲，安得轻舟凌弱水。
弱水。天无际。相去扶胥知几里。高亭东望阳乌起。杲杲晨光初洗。蓬莱欲往宁无计。一展弥天鹏翅。
今广州黄埔区庙头村，古属扶胥镇。村中南海神庙西侧，有一座十多米的小山丘，古时叫作章丘。宋时这里三面环水，“前临大海，茫然无际”，山丘上建有小亭，被称为看海亭。清晨，红霞初升，万顷碧波顿时染上一层金光，一轮红日从海上冉冉升起。此时，日映大海，海空相接，霞光万道，这就是宋代羊城八景之首的“扶胥浴日”。
浴日亭
如“蒲涧”：
古涧清泉不歇声。昌蒲多节四时青。安期驾鹤丹霄去，万古相传此化城。依然丹灶留岩穴。桃竹连山仙境别。年年正月扫松关，飞盖倾城赏佳节。
佳节。初春月。飞盖倾城尊俎列。安期驾鹤朝金阙。丹灶分留岩穴。山中花笑秦皇拙。祠殿荒凉虚设。
蒲涧是白云山中的一条山涧，《广州记》云涧中盛产一寸九节的菖蒲。《南越志》称“此菖蒲安期所饵，可以忘老”。蒲涧中有高崖滴水，滴水受山风吹散，化为雨点，自三四十米高崖飘下，飞溅如雾。雨时水大，成为水帘。据载，宋时该处风景如世外桃源一般。
蒲涧濂泉
如“沉香浦”：
炎区万国侈奇香。稇载归来有巨航。谁人不作芳馨观，巾箧宁无一片藏。饮泉太守回瓜戍。搜索越装舟未去。慧苡何从起谤言，沉香不惜投深浦。
深浦。停舟处。只恐越装相染污。奇香一见如泥土。投著水中归去。令公早晚回朝著。无物迟留鸣舻。
“沉香浦”在广州市西郊的江滨。相传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曾投沉香于其中，因而得名。宋时已成为商贾云集、万舟竞航的港口。避难岭南的朱敦儒也曾作《南歌子·住近沈香浦》词。
如“药洲”：
传闻南汉学飞仙。炼药名洲雉堞边。炉寒灶毁无踪迹，古木闲花不计年。惟余九曜巉岩石。寸寸沦漪湛天碧。画桥彩舫列歌亭，长与邦人作寒食。
寒食。人如织。藉草临流罗饮席。阳春有脚森双戟。和气欢声洋溢。洲边药灶成陈迹。九曜摩挲奇石。
“药洲”为南汉皇帝炼丹之地，有人工湖曰“西湖”，湖中建洲，洲中奇石林立、花香馥郁，沿湖桥、亭、楼、馆、榭连绵不绝，是风景绝佳的园林胜地。南渡以后，药洲成为广州士民游览避暑、泛舟觞咏之所，嘉定元年（1208）经略使陈岘又在湖面种上白莲，并建爱莲亭，“药洲”由此更加热闹繁华，到了明代，“药洲春晓”已成为羊城八景之一。
药洲遗址
如“海山楼”：
高楼百尺迩严城。披拂雄风襟袂清。云气笼山朝雨急，海涛侵岸暮潮生。楼前箫鼓声相和。戢戢归樯排几柁。须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积皆奇货。
奇货。归帆过。击鼓吹箫相应和。楼前高浪风掀簸。渔唱一声山左。胡床邀月轻云破。玉尘飞谈惊座。
海山楼是宋代广州名楼，下临珠江。在海山楼上眺望珠江，近岸白鸥翻飞，百舸云集，帆影错落如阵；远处江流浩渺，水天一色，尤以天刚亮及雨过天晴时为最美。
番禺（广州）人李昴英的《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对南宋时期广州风光做了全景式描绘：
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 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胡床老子，醉挥珠玉落南州。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
词人立于斗南楼上，波涛万顷的黄湾口，高耸入云的白云山，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而“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则更反映了广州作为南宋第一大港口，其商业贸易的繁盛，颇具地方特色。
乾道元年(1165年)，张孝祥出任静江府(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赴官途中即作《南歌子·过严关》：“路尽湘江水，人行瘴雾间。昏昏西北度严关。天外一簪初见、岭南山。 北雁连书断，秋霜点鬓斑。此行休问几时还。唯拟桂林佳处、过春残。”行进于瘴雾之间，作者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而当其于桂林任上时，更深深陶醉于当地自然人文风光，挖掘出岭南的别样风情，如其《水调歌头·桂林集句》：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江南驿使未到，梅蕊破春心。繁会九衢三市，缥缈层楼杰观，雪片一冬深。自是清凉国，莫遣瘴烟侵。 江山好，青罗带，碧玉簪。平沙细浪欲尽，陡起忽千寻。家种黄柑丹荔，户拾明珠翠羽，箫鼓夜沈沈。莫问骖鸾事，有酒且频斟。
桂林的奇山秀水和繁华的城市风光让人徜徉其间、流连忘返，难怪张孝祥要发出慨叹：“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水调歌头·桂林中秋》）。
又比如，南渡贬谪词人李光，以中原士人的眼光描绘了海南岛的风光，如其《水调歌头》二首：
自笑客行久，新火起新烟。园林春半风暖，花落柳飞绵。坐想稽山佳处，贺老门前湖水，欹侧钓鱼船。何事成淹泊，流转海南边。 水中影，镜中像，慢流连。此心未住，赢得忧患苦相缠。行尽荒烟蛮瘴，深入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宴坐超三际，潇洒任吾年。
独步长桥上，今夕是中秋。群黎怪我何事，流转古儋州。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孤兴在扁舟。笑尽一杯酒，水调杂蛮讴。 少年场，金兰契，尽白头。相望万里，悲我己是十年流。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邱。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
在荒烟蛮瘴、群黎蛮讴的海南岛，依然有“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 的独特自然风光，展现了较为浓郁的南方风情与岭南特色。
南渡词人对于岭南地区自然和都市风光的关注和摹写，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当地政治、经济、风俗等多方面内容，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颇具史料价值。
《南方草木状》书影
其次，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各类意象也是词人们喜爱描写的内容。比如，荔枝作为岭南佳果，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晋稽含《南方草木状》所载:“荔支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4]又据蔡襄《荔枝谱》载:“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汉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5]作为岭南特产，荔枝以其艳丽的外观及鲜嫩可口的味道备受词人青睐。如“正枝头荔子，晚红皱、袅熏风”（曾觌《木兰花慢》），“唤起封姨清晚景，更将荔子荐新圆”（张孝祥《浣溪沙》），“正火山槐夏，黛叶缃枝，荔子新摘”（赵长卿《醉蓬莱》），“金芝秀，蒲涧碧，荔枝香”（徐鹿卿《水调歌头》），“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李师中《菩萨蛮》），“华堂清暑榕阴重，梦里江寒。火齐星繁。兴在冰壶玉井栏。风枝露叶谁新采，欲饱防慳。遗恨空盘。留取香红满地看”（张元干《采桑子·奉和秦楚材史君荔枝词》），等等。又比如原产波斯，晋代传入广州的素馨花（即茉莉），在宋代被岭南居民普遍种植，广州周边有多个素馨花生产基地。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中《花田》一首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皆素馨花。” 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载素馨“乃粤中之清丽物也，庄头人以种素馨为业”[6]。由于素馨花香气浓郁独特，故而在番禺的制香业中大量使用，也是制作化妆品、美容品的优选香料，著名“心字香”，就是“番禺吴家”的产品。南宋岭南本土词人刘镇《念奴娇》“赋咏茉莉”云：
调冰弄雪，想花神清梦，徘徊南土。一夏天香收不起，付与蕊仙无语。秀入精神，凉生肌骨，销尽人间暑。称轩愁绝，惜花还胜儿女。 长记歌酒阑珊，开时向晚，笑浥金茎露。月浸栏干天似水，谁伴秋娘窗户。困殢云鬟，醉欹风帽，总是牵情处。返魂何在，玉川风味如许。
此词笔法细腻，写出生于南国的茉莉清香洁白、夏夜开花的特色。结尾更辅之以典故，令人有回味不尽之意。
素馨花
其它如榕树、桄榔、木瓜、甘蔗、龙眼、香蕉、橄榄等中原地区罕见，在词中更是绝少出现的岭南风物，也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南渡后的岭南词。如“榕叶桄榔驿枕溪。海风吹断瘴云低”（张元干《浣溪沙》），“山晓鹧鸪啼，云暗泷州路。榕叶阴浓荔子青，百尺桄榔树”（朱敦儒《卜算子》），“枕畔木瓜香。晓来清兴长”（朱敦儒《菩萨蛮》），“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朱敦儒《沙塞子》），“槐阴密，蔗浆寒。荔枝丹。珍重主人怜客意，荐雕盘”（曾觌《春光好》），“香露滴芳鲜，并蒂连枝照绮筵。惊走梧桐双睡鹊，应怜。腰底黄金作弹圆”（《南乡子·龙眼未闻有诗词者，戏为赋之》），“十月南闽未有霜。蕉林蔗圃郁相望。压枝橄榄浑如画，透甲香橙半弄黄”（李洪《鹧鸪天》），“最怜几树木芙蓉。手栽才数尺，别后为谁红”(刘克庄《临江仙·潮惠道中》)，“却爱素馨清鼻观，采伴禅床”(刘克庄《浪淘沙·素馨》)，等等。此外，岭南特有之“瘴云蛮烟”“荒烟蛮瘴”等自然现象，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容易对人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也给南渡词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频频出现于词作中：
自是清凉国，莫遣瘴烟侵。(张孝祥《水调歌头·桂林集句》)
行尽荒烟蛮瘴，深入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李光《水调歌头》)
清江瘴海，乘流处处分身。(李光《汉宫春·琼台元夕次太守韵》)
谁知瘴雨蛮烟地，重上襄王玳瑁筵。(向子諲《鹧鸪天》
瘴气如云，暑气如焚，病轻时、也是十分。(高登《行乡子》
如今憔悴，蛮烟瘴雨，谁肯寻搜。(黄公度《眼儿媚》)
到于今、天定瘴云开，伊谁力。(陈纪《满江红》)
词人们以词作为书写、记录之具，向读者展现了岭南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别样风貌，其以独特的异乡风情，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感知和感受，从而实现了唐宋词创作题材的更新，开拓了词的新境界。
02南渡后岭南词坛地域书写的情感意蕴
由于五岭的阻隔，且与中原路途遥远，岭南地区虽在上古时期即为百越居住之所，秦汉时又成为南越、闽越等诸藩国的属地，然而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被视为蛮荒、瘴病之乡，历来是朝廷贬谪犯官、流放罪人之地。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发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绝望哀叹。有宋以降，各项佑文政策加之太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士大夫因获罪而遭贬岭南者尤多。如北宋绍圣时期，苏轼、苏辙、孔平仲、秦观等人就因在激烈的党争中受政敌的排挤而被贬岭南，出于对岭南气候、风土的排斥畏惧心理，他们中大多数人笔下的谪居生活往往愁苦难堪，令人避之不及，诸如“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苏辙《和子瞻过岭》），“海氛朝自暗，山气昼常昏。虫穴风来毒，蛮溪水出浑”（孔平仲《偶书》），“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秦观《自作挽词》），等等，极写岭南的蛮荒凄凉之状。南渡以后，岭南词作中的地域书写则更多地呈现出不同于前的艺术特点。
首先，南渡以后，词人继续借岭南景物发故国之忧思，但多了乐观淡定，少了些焦虑和窘迫。
南北局势逐渐稳定后，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集团，开始疯狂地排斥异己，对主战大臣打击报复，胡铨、李光、赵鼎、胡寅等直臣谏臣先后被贬岭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严酷政治环境的双重重压下，贬谪词人群忧虑国事以及对自身“忠而被谤”的沦落之感依然存在。比如“群黎怪我何事，流转古儋州”（李光《水调歌头》），“天涯万里，海上三年。试倚危楼，将远恨，卷帘看。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赵鼎《行香子》），“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赵鼎《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胡铨《好事近》），等等，抒写亡国之痛和贬谪之苦的词句并不少见。又比如，南渡流落岭南的著名词人朱敦儒，面对新奇的异乡风土，他毫无欣赏的意趣，始终无法摆脱自己飘零客居的身份，如：“竹西散策，花阴围坐，可恨来迟几日。披香不觉玉壶空，破酒面、飞红半湿。悲歌醉舞，九人而已，总是天涯倦客。东风吹泪故园春，问我辈、何时去得。”（《鹊桥仙·康州同子权兄弟次梅花下》）其厌倦飘零，思归盼归之情溢于言表。即便是旷怀达观的词人，当其在岭南偶遇中原风物，怀旧思乡之情也会被触发，比如李光《渔家傲》：
海外无寒花发早。一枝不忍簪风帽。归插净瓶花转好。维摩老。年来却被花枝恼。忽忆故乡花满道。狂歌痛饮俱年少。桃坞花开如野烧，都醉倒，花深往往眠芳草。
李光在词前做小序，云：“三春未尝见桃花，每以为恨。今岁寓昌江，二月三日与客游黎氏园，偶见桃花一枝。羊君荆华折以见赠，恍然如逢故人。归插净瓶中，累日不雕。予既作二小诗，同行皆属和。忽忆吾乡桃花坞之盛，每至花发，乡中人多醵会往游。醉后歌呼，今岂复得，缅怀畴昔，不无感叹，因成长短句，寄商叟、德矩二友。若悟此空花，即不复以存没介怀也。”由此可见，词人对国家和家乡的“介怀”已深入骨髓，从未远离。
当然，从整体而言，同是天涯沦落人，南渡词人群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表现与前代贬谪文人相比较，表现得更为超脱豁达、坦荡乐观。如李光在被贬岭南后，曾作书与胡铨共勉，曰:“儋耳，天下至恶弱之地，吾二人居之，能不以为陋，内有黄卷圣贤，外有青衿士子，或一枰之上，三酌之余，陶然自乐，是非荣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间，虽老而未死，盖有出乎生死之外者。”[7]在此种心态和信念的支持下，南渡后岭南词坛此类苦中作乐的词作不在少数，且往往颇具地域色彩。如“崖州何有水连空。人在浪花中。月屿一声横竹，云帆万里雄风”（胡铨《朝中措·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青箬笠，绿荷衣。斜风细雨也须归。崖州险似风波海，海里风波有定时”（胡铨《鹧鸪天·癸酉吉阳用山谷韵》），“山浮海上青螺远，决眦归鸿。闲倚东风。叠叠层云欲荡胸”(胡铨《采桑子·甲戌和陈景卫韵》)， “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胡铨《如梦令》)，“驭风去，忽吹到，岭边州……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张孝祥《六州歌头·桂林中秋》)，等等。南渡初期的谪宦词人群以潇洒超然的心态，既来之则安之，从容地徜徉于岭南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之间，展示出从容淡定、超旷豁达的情怀。
其次，南渡以后，随着岭南经济地位的攀升和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一些仕宦或寓居于岭南的词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安逸。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既多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对于岭南的地域书写也更多表现出及时行乐和惬意享受的特征。
《盘洲文集》书影
靖康以来，由于南北分治，西北陆路贸易受到重创，东南海路贸易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彰显。广州作为广南东路的治所，是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繁华不言而喻，官方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也颇为繁忙。“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8]，知州方滋延揽寓居词人洪适、傅雱以及地方官黄公度等人，将官方宴饮与词学创作以及表演娱乐活动相结合，对南渡后岭南词坛之应和酬答的唱词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洪适的《盘洲文集》，其卷七八、七九、八十为乐章，存词共138首，在岭南所作多为庆贺寿辰、侑酒应歌、雅集应社等娱乐社交之词。如《生查子·收灯日次李举之韵》《满江红·席上答叶宪》《减字木兰花·太守移具饯行县偶作》《好事近·为钱处和寿》《临江仙·送罗倅、伟卿权新州》《浣溪沙·饯范子芬行》《满庭芳·辛丑春日作》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词人寓居岭南生活之丰富多彩。为配合当地经常举办的乐舞、戏曲等表演活动，洪适还创作联章体词，如歌舞词《渔家傲引》、鼓子词《盘洲曲》、转踏歌舞词《番禺调笑》等。洪适《盘洲文集》有乐语四十五篇，其中四十三篇就创作于其寓居岭南期间，如其《番禺调笑》结尾处破子两首：
南海。繁华最。城郭山川雄岭外。遗踪嘉话垂千载。竹帛班班俱在。元戎好古新声改。调笑花前分队。
高会。尊罍对。笑眼茸茸回盼睐。蹋筵低唱眉弯黛。翔凤惊鸾多态。清风不用一钱买。醉客何妨倒载。
形象再现了当时广州的繁华以及宴会中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歌舞萦回的盛况。
南渡以后，无论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词坛创作，也较之前代有所提升。张孝祥仕宦广西时，曾作《水调歌头·桂林集句》《水调歌头·桂林中秋》等词作，描写桂林“家种黄柑丹荔，户拾明珠翠羽，箫鼓夜沉沉”的美景，和自己在此“莫问骖鸾事，有酒且频斟”之怡然自得的仕宦生活。范成大在广西任职期间，其吟咏桂林风光的《满江红》《破阵子》《鹧鸪天》《水调歌头》等多首词作在当地流传甚广，以至于出现“妓园窈窕，争唱舍人之词”[9]的场面。
此后数十年，又有崔与之、刘镇、李昴英、葛长庚、陈纪等岭南本土词人相继登场，他们或以词抒发直臣的浩然正气，或以词抒写遗民之恨，或以词赋闲情，或以词论道，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对后世岭南词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03岭南词坛地域书写的审美意蕴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文学创作风气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转变。着眼于岭南的地域书写作为南渡后岭南词坛新变的一部分，有着重要的审美意蕴。
首先，岭南地域书写扩大了唐宋词的表现内容，开拓了词体的新境界。黑格尔说:“客观事物的某些特殊情境可以在心灵中唤起一种情调，而这种情调与自然的情调是对应的。人可以体会自然的生命以及自然对灵魂和心情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人也可以在自然里感到很亲切。”[10]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秀丽奇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其独特新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南渡后都较为频繁地出现在词作中。这在前代词中绝少出现，也是以往词人所疏于关注的，不仅更新和扩大了宋词的意象群，还提供给读者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感受。
黑格尔《美学》书影
其次，南渡后岭南词坛的地域书写，因中原词家，尤其是一些著名词人的染指，加之岭南词人群中彼此频繁的酬答往来，使得岭南风光和新奇事物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知晓和接受，在为词作提供更多受众的同时，也扩大了岭南地区在中原的影响力。一方面，宋词中的岭南地域书写，其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和表现手法的日趋繁复，丰富了宋词的内容和风貌；另一方面，词体固有的特性，又使其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写作视角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与诗歌书写判然有别的艺术风貌。比如，南渡后岭南词坛进一步强调词体的娱乐、抒情功能，充分发挥歌词应歌、侑觞、佐欢等实用价值，这在当时的广州词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大量歌舞词的创作，也为南宋初年联章体歌舞词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同时，各类用于迎合酬答的寿词、送别词、应社词、各种场合的次韵应和词等，在创作于岭南的各类文人词中也屡见不鲜。相较南渡前宋代诗，文人于岭南生活的地域书写往往愁苦难堪，令人避之不及，南渡后的词作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宋词的岭南地域书写，无论对于词体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宋代南渡士人文化心理考察以及对宋代历史的记录，都是值得重视的另一种文学书写形态。
最后，南渡以后，词体的文人化倾向愈发显著，岭南词坛的地域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渡词人群对岭南文化的接受方式和方法。一方面，他们从岭南自然山水永恒而又和谐的律动中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获得天人合一的愉悦感以及对人生命运的豁然达观和理性反思；另一方面，国家的残破、金瓯的缺失以及对个人往昔美好生活的怀念，又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因此浅层次的欣赏享受之余，终难掩词人内心对于中原的眷恋和漂泊天涯的心灵伤痕。
随着宋南渡后词人群地域分布的重组，原有词坛空白进一步被填补。此后数十年，又有崔与之、刘镇、李昴英、葛长庚、陈纪等岭南本土词人相继登场，他们或以词抒发直臣的浩然正气，或以词抒写遗民之恨，或以词赋闲情，或以词论道，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对后世岭南词学的发展影响巨大。随着蜀、闽、岭南等地词坛的逐渐繁荣，南渡词坛新格局慢慢形成，中国文学、文化生态也同时实现了由北而南的重心转移。
注释：
[1] 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别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5页。
[2] 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86—987页。
[3]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本文所选用宋词皆用此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4] 稽含撰：《南方草木状》，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5] 蔡襄：《荔枝谱》，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6]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页。
[7] 李光：《庄简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1页。
[8]《广东新语》，第358页
[9] 孔凡礼著：《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66页。
[10]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8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词人年谱·行实考” (17ZDA255)阶段性成果。原刊《中国诗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宋秋敏，东莞理工学院教授。著有《唐宋词与流行歌曲》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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