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有时在学术上实事求是地独持异见是不讨喜的，甚至会得罪人。我的不愿发言和不愿发表，说穿了就是不想扫人之兴。所以看到商先生不迎合时好而勇敢地独持异见，我是打心眼里叹服。记得在2009年那次胡风会议的午餐厅，见到刚从会场激辩下来的商先生，我曾起身向他致敬。”
（解志熙《学术贵商榷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晚年学术见证记》）
商金林教授在
“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商金林教授新著研读会”上
01
商金林先生多年来悉心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基础研究工作，参与《叶圣陶集》《朱光潜全集》的编校，撰写了多种叶圣陶年谱、叶圣陶传记，还有《闻一多研究述评》《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著作，并且编辑了不少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公用财产，对现代文成为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此辛苦劳作数十年的商先生，也使自己成为最熟悉现代文学文献的专家。退休以后的商先生乃以丰厚的文献积累为基础，进而展开对一些重要的现代作家作品和重要问题的专题研究，不断奉献出沉稳扎实的学术论作，新见迭出，文笔从容自如、沉着老练，的确是文章老更成也。
《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是商先生近十年的文章结集。全书分为三辑，内容丰富厚重。
第一辑“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是对叶圣陶、朱光潜、闻一多、鲁迅四位作家与北大关系的叙论，但实际上突破了“北大关系”，成为对这四位著名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与行谊的翔实论述，写得绵密细致、平和中正，足资学界参考。
第二辑“理解与考辨”，考论了1919—1949年间几代人的“五四”观念、湘西音乐美术与沈从文创作之关联、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朱光潜《诗论》的五个版本及其写作的背景和历程，以及对叶圣陶、俞平伯晚年通信的解读，等等。
这些文章都别有所见，其辨析的切中肯綮和理解的中肯到位，非烂熟文献如商先生者所不能为。对以上两辑文章的学术贡献，钱理群先生的序言已有很好的评论，我就不再多言了。
我特别感动的是第三辑“史料与阐释”，此辑包括《〈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胡适与刘半农往来书信的梳理和解读》和《〈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五篇文章，最能见出商先生晚年学术厚积薄发、坦诚商榷、勇于求真之风度，恰好其中的好几篇文章之问世，我都有幸领略在先，如今重读一过，感到格外亲切。这里就谈一点读后的感想吧。
解志熙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商金林教授新著研读会”上
02
打头的第一篇《〈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当是为2009年12月间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胡风与鲁迅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而作。
可以理解，由于胡风集团案的冤案性质，所以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出于道德义愤，纷纷为胡风及其同道者鸣冤叫屈，进而把胡风的言行完全合理化和悲壮化，胡风被推举为最能继承和发挥鲁迅精神的衣钵传人、鲁迅之后最伟大正确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以至于被塑造成“革命阵营”里的自由主义殉道者。
在这种研究趋向之下，对胡风为人为文就缺少全面的省察和实事求是的探讨——那次会议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鸣冤叫屈、声讨问罪和致敬赞颂之词。但商金林先生却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宗旨，写了《〈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一文，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文章指出，《胡风全集》有意漏收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二年间胡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刊物《武汉评论》和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诗文。
《胡风全集》编者并对胡风在新中国之初的颂诗《时间开始了》做了“完善性”的修改，如此一来，胡风在政治上和文艺上的某些真实存在的问题就被过滤掉了，矛盾被掩盖住了。
“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
（图源：鲁迅博物馆官方网站）
商先生当然并不是故意与胡风过不去，他只是本着严肃的历史态度要求编者全面完整地整理出版胡风的诗文、研究者实事求是地探讨胡风其人其文的复杂性。如他在文章中所郑重提醒的那样——
虽说《全集》总是不“全”的，那是因为搜集不易，但若是有意识地加以“整理”和筛选，也就失去了《全集》作为资料库的意义。政治上太敏感的文章可能不宜出版，但在全集的“说明”或“编后”中应有所交代，这才是编全集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虽说作家研究也不能面面俱到，但若是只刻意营造“革命”和“前进”的一面，把急遽的时代风云都写成能“未卜先知”，把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都写成“迎着光明走”，那还有什么“曲折”和“漫长”可言呢？！（本书第322页）
说来凑巧，我也得到此次会议组织者的热情邀请，而辞不获已，乃想起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那次纪念会可谓群贤毕至，周恩来、胡风、老舍等都在会上有重要发言，而周恩来的发言则对胡风的发言有所纠正，可是学界对这次纪念会却少见提及，所以我就将诗人力扬关于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的报道辑录出来，顺手也参校相关文献，从抗战及40年代左翼阵营在发扬鲁迅精神上的某些分歧出发，就胡风派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左翼文坛的矛盾纷争之症结等问题，略谈若干感想，撰写了《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聊供学界参考。
胡风
我的文章是会议前夕熬夜赶出来的，写得又臭又长，而且不全是“好话”，自知发言不能讨好，所以半夜打电话给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张业松兄，表示不能与会了，但未能获得允准，只好在次日上午十点多赶到会场。
到大会议室外的走廊上，我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慷慨激昂的发言，所以裹足不前，只把文章交给张业松兄，对他说：“我就不进去听会了，也不想发言，这个文章也不要印发给其他人——你约了，我写了，你看了，就可以了，到此为止吧。”
于是我就坐在走廊上抽烟，然后就听到商金林先生在里面的发言和“舌战群儒”的答辩，真是大吃一惊，很敬佩他论学的严肃不苟和勇敢无畏。
并且，就在那年年末，商先生也把他的发言稿《〈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坦然刊布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上，成为新时期胡风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而我既没有在会议上发言，所以学界并不知道我有《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这么一篇文章，随后几年也一直不愿发表。
直拖到三年后风平浪静了，适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王泽龙和王雪松兄热情约稿，我无以为报，乃把此文交给他们，私心里觉得他们未必敢发表这个文章，所以我其实是以出难题的方式来自求脱身耳。没想到，王泽龙和王雪松兄约请著名专家审稿，居然过关，遂得以发表。如此不约而同地与商金林先生在胡风研究上有所交集，在我是一次宝贵的学术遇合和学术体验。
众所周知，有时在学术上实事求是地独持异见是不讨喜的，甚至会得罪人。我的不愿发言和不愿发表，说穿了就是不想扫人之兴。
所以看到商先生不迎合时好而勇敢地独持异见，我是打心眼里叹服。记得在2009年那次胡风会议的午餐厅，见到刚从会场激辩下来的商先生，我曾起身向他致敬——与他相比，我的确只有农民式的怯懦和狡猾，真是惭愧得很。
03
严肃的学术商榷是对事不对人的，但有些商榷实在无法含糊其词而不能不指名道姓的，这在人情社会的中国是不大容易的，只有真正执着求真、坦诚为公的学人才能做到。
这当然不是说商榷者就一定真理在握，但一个严肃的学者之所以决定指名商榷，一定是真心诚意地期期以为不可，故此本着学术公心发为商榷纠正之论，目的是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这种出于学术公心的坦诚商榷，最是难得，也最为可贵。这也是我特别看重《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第三辑文章的原因。
本辑第二和第三篇文章《〈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就是出自公心、坦诚商榷的典范文章。
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我有幸见证或拜读有感，因此与商先生有所交流，留下了亲切的回忆。《〈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是对裴春芳的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的商榷。
那时裴春芳正跟我读博，所以这篇文章也间接地与我相关。裴春芳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沈从文的小说，因此读博期间仍然关注沈从文。
2008年她在1940—1941年间的香港《大风》杂志上，发现了沈从文以“李綦周”的笔名发表的小说《梦与现实》和《摘星录》，复原了沈从文最有争议的小说集《看红摘星录》的原貌。
她把这些新发现的作品整理为《沈从文小说拾遗》，进而联系相关文献撰写了考释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
沈从文
应该说，裴春芳的发现很有意义，她的考释在学术上也可备一说，当然理有未周之处也是有的，所以我估计发表后会引起争论。为了把问题的讨论限定在学术界的范围内，我曾把裴春芳的文献发现及其考释文章，提交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编委会讨论后决意刊布，但随后又因为别的顾虑而撤销了稿件。如此一来，裴春芳的这些新发现已流入学界，有可能被别人抢先公布，那对裴春芳是不公平的。
考虑到这些，我只得把《沈从文小说拾遗》和《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推荐给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十月》杂志，就刊登在该刊2009年的第2期上。这些文献和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反响，比如《新华文摘》2009年第20期就转载了裴春芳的文章，而最早对裴春芳的考释提出商榷意见的，就是商金林先生。
商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过沈从文研究课程，是对沈从文很有研究的专家，他很赞赏裴春芳在文献发现上的贡献，但也觉得裴春芳的考释不无片面臆断之处，于是本着求真纠偏的学术宗旨，撰写了《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
说来很凑巧，我恰好成了商先生这篇商榷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者。记得那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我是这次会议的学术协调人之一，所以那天较早地赶到会场，不久就看到商金林先生莅临，而他的《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正是提交给这次会议的发言稿。
商先生一进会场看见我，就马上给我看了他的发言稿，并坦诚地说：“裴春芳的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她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应该给她记一大功。但她的考释文章断言新发现的《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对那背后的人事考证不严谨，恐怕不能成立，所以我提出了批评意见。”
我立即表示，裴春芳的文章的确有欠缺和片面性，能得到资深研究者的指教，也是她的幸遇，所以很感谢和欢迎商先生的批评。
正是有感于商先生商榷的坦诚和严肃，我当即与他商量，请他把这篇文章交给我编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以便学界参考，推进学术讨论。商先生慨然应允。商先生此文后来还在《中华读书报》和《名作欣赏》上发表过，但收入此书中的《〈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依据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所刊本，只是入集时删去了原题上的“关于”二字。裴春芳后来也发表了答辩和补正文章《关于张充和先生的生日、假名及其他——答商金林先生》，其他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意见，在良性的商榷互动中共同推进了沈从文研究的深入开展。
《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一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我是在朋友圈中看到此文的链接的，立即拜读，深为叹服。
记得我还兴奋地与商先生通话，祝贺他写出了这篇敢于商榷、解析中肯的好文章。商先生郑重地为文专论《荷塘月色》，既直言对余光中贬斥《荷塘月色》之论“实在不敢苟同”，更坦诚表示对同事高远东教授的《〈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不敢拊掌”。
余光中的论调乃是他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不值得深论，商先生真正用心辩难的乃是高远东的观点。如此超越私谊、坦诚与同事商榷，令人感佩有加。
高远东的新论，如商先生所概括的——
高远东的大作学理深奥，似乎在说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直接原因是“爱欲骚动”。导致朱自清“心绪不宁的真正原因”，是“满月时分的生命一种‘没来由的盲动’”。文章援引的是西方性心理学家的理论，认为满月时分，人的生理欲望最强烈，有一种“生命的盲动”；“满月的光”会与人的“精神变异发生关系”。朱自清受了“性驱力”的影响，“才有了荷塘月色下的爱欲景观，一个安抚自然生命之律动和超越文化生命之凡庸的精神‘白日梦’，一个寄寓了朱自清的生命哲学的思想文本”。
荷塘的自然景致被朱自清“泛性化了，作品中多数比喻都与女性——尤其是恋爱中的女性——有关”。朱自清在这个“爱欲境界”中，“借助‘月光’的移情作用”，“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安抚。不宁得以消除，精神得到升华”。“由于‘月光’的诱导，对荷塘——一个不同于家庭的自然世界，产生一种全新的期待”，“‘月光’下的‘独处’——骚动的‘本我’在纯洁的清晖中而感到了无限的自由”，“赏花即赏人”，朱自清“通过自然景物表达对异性的爱慕”。“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却可能是真正的本体”。（本书第341—342页）
高远东的新解似乎圆通高妙、很有道理，但熟悉朱自清生平行谊的商先生不以为然。于是他细考朱自清与发妻武钟谦的恩爱关系，证明武钟谦是朱自清自谓“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一个”者，他们的小家庭在清华园度过的是一段难得的幸福生活；博雅的商先生进而详述对“女性美”的赞颂乃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审美—修辞风尚，朱自清欣赏女性美完全是“出于美感”，与出乎性压抑的“爱欲想象”或“白日梦”无关。本着知人论世以论文之原则，商先生主张“把《荷塘月色》放到那个特定的写作年代去阅读”——
散文《那里走》中说“我在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引者注）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至于找一件什么“事”做，朱自清独自彷徨，苦苦煎熬着。（本书第344页）
看得出来，《一封信》《那里走》《荷塘月色》几乎是同时而作，它们之间其实构成了互文关系。如此一来，商先生对《荷塘月色》旨趣的解读就呼之欲出了。
质言之，《一封信》《那里走》与《荷塘月色》都表现了朱自清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切的苦闷和不安，是他既深明走向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唯一生路，又为自己缘于小资产阶级的积习和小家庭的拖累而不得不钻进学术—艺文的象牙塔里深感不安的矛盾心态之表达，其间的差别在于：书信体的《一封信》和《那里走》是坦诚直白的自我解剖，《荷塘月色》则是更富艺术象征性的微妙暗示。
商先生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我很有同感。说来，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时，也曾经涉及朱自清及其散文，那时觉得流行的所谓《荷塘月色》是“写景抒情”的美文之论过于浮泛，也不能认同余光中以他自己那种思绪纷披、密不透风的散文风格来贬斥《荷塘月色》的艺术。恰好我在北大读书时抄录过朱自清1928年初向几个好友自剖心迹的长信《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那时《朱自清全集》尚未出版，此文遗漏在外）。
《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
载《一般》1928年第3期
这封坦诚地自我解剖的长信表明，1927年以来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使朱自清深感惶恐和不安，他深切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住那惶惶然，使自己******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朱自清决然地躲进了学术和文学的象牙之塔，并不无惭愧地提醒同行者：‘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以上是我随后在《美的偏至》的论述，见该书第174—175页，其中引朱自清的话出自《那里走》）。
《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那时的我已经感受到朱自清在大革命失败后如此痛彻的自我反省而又自惭于自我逃避的复杂感怀，其实就是他稍前所作“美文”《荷塘月色》所不忍明言而微妙暗示的不安情怀，但我只在《美的偏至》中约略提及此意而未予申论。所以看到商先生对《荷塘月色》的解读，诚然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对一个经典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必定于一宗，但比较而言，不同的解读并非等价，总有比较切合实际或不大切合实际之分。商先生的这篇《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辨析切当，解读中肯，无疑是最切合实际——文本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的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之杰作。
商老师的学术执着对你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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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
作者：商金林
钱理群作序，陈平原题签。在“人文史”研究视野下与中国现代作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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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文艺争鸣”公众号《学术贵商榷 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晚年学术见证记》，文字略有改动。完整成稿请查阅《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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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贵商榷，文章老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