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雷，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公元前81年，距今2100多年了，一个遥远的时间。可当时西汉王朝已经立国121年，它的前一任皇帝汉武大帝，奋三世之积威，开疆拓土、崇文兴武，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扬扬的文治武功，却也没有实现长生不老的大梦，黯然离世六年多了。
这一年，汉宫的主人是刘弗陵（汉昭帝），他还只有14岁，即位8年都没有亲政，朝局大权一直掌握在霍光、上官桀、桑弘羊这几位托孤重臣手里。此时的未央宫飞檐依旧，瓦当井然，肃穆的宫柱上泛着油亮的光，折射着帝国上空略显焦虑的春阳。
事情却正在起变化。
这个春天，汉宫迎来了一次特别的会议——盐铁会议。准确地说，这不是会议，至少不是一次普通的朝会，而是一种几乎前所未见的形式——朝堂辩论。
（PS：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实质是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进行全面检视和讨论。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辩论的双方身份极为特殊，地位也极为悬殊：一方是位列三公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们的下属，在朝当政，位高权重，他们坚持拥护并执行汉武帝前期的国策，有的甚至是政策的提出者，并因此获得高官厚禄、一世英名。另一方则是朝廷从民间举荐出来的两类人才：贤良和文学。所谓贤良，是被举荐到朝廷不久的后备官员，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谓文学，则是个个精通文献经典，也不乏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而认为“肉食者鄙”的书生博士。参加辩论的贤良、文学约有六十多人，都可算是在野人士，平常位卑言轻，这次获得了作为堂堂辩论反方的资格，自然要各抒己见、据理力争。一场对中国历代王朝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深远的辩论，就这样开始。
辩论的主题是：是否要废除自汉武帝以来对盐、铁、酒等实行的政府专卖制度。八年前，神武一世的汉武大帝在遭受晚年丧子等重大人生打击之后，突然下了一道诏书，追悔自己以往扰民过甚的种种行为，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并且说到做到，在他当政的最后两年，停止了对民众过于苛刻的赋税徭役和征发调遣，停止了对外征讨，回到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理思路上了。可是，盐、铁和酒的专卖要不要废除，汉武帝没有来得及作出安排。而此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谨遵武帝晚年“亢龙有悔”之后的治理思路，逐渐劝农务本。但在盐铁酒的专卖政策方面，他深感改革的阻力重重，于是有意让深谙民情、心忧民本的贤良文学们，冲击一下熟稔政策并继续坚持专卖制度的朝廷大员们，给死气沉沉的朝堂，送入一些新鲜的空气。
这股新鲜空气，果然生猛异常。辩论的时间也远远超出预期，议题广泛涉及从汉武帝到汉昭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双方引经据典，各擅胜场，不仅在盐铁要不要专卖、西域该不该经营、重农抑商还是农商并用等问题上针锋相对，还把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纵横家们没有掰扯清楚的问题，一一翻检出来，像“关公战秦琼”一样鏖战了一番。
已经七十古稀之年的桑弘羊，是正方主将。他出身洛阳商人家庭，地位本来不高，但汉武帝用人向来是英雄不问出身，而桑弘羊十三岁就以精于心算闻名，入宫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后来任职侍中。从四十岁被提任为大农丞起，桑弘羊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主管经济财政）等职，先后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酒的专卖）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屯田戍边，帮助出击匈奴。桑弘羊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成为帮助汉武帝筹措军饷、理政安民的重要助手，深获武帝信任，并在武帝病逝前成为托孤重臣，加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正方，旗帜鲜明地支持盐铁酒的专卖，理由非常充分，而且政治上也想得深远，并非只是商人的利益算计。
第一，如果没有盐铁酒的专卖，驱除匈奴、保证边境安定的经费从哪里来？高祖刘邦连西楚霸王项羽都能拿下，可愣是被匈奴人在白登围了七天七夜，当初要不是花钱买平安，大汉王朝可能就覆灭在襁褓中了。后来吕后当政、“文景之治”，虽然国家实力一天强似一天，但对北方的匈奴，始终只能是和亲纳贡，低调隐忍六七十年。大汉幸而有武帝天纵英主，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天纵奇才，但征伐四方都必须粮草先行，要是没有盐铁酒的专卖，没有均输和平准的办法，朝廷哪里会有足够的财力打仗？即使现在不打仗了，但远在西域、朔方、云中守卫边塞的将士，他们的军需总还要保障？你们这些书生，提出废止盐铁酒的专卖，置国防大计于何地？置边塞将士于何地？
第二，如果没有盐铁酒的专卖，地方豪强难免坐拥渔利而坐大，中央集权和朝廷的安全稳固何以保证？这里，桑弘羊还提出了铸币权的统一问题。当初汉文帝的时候，允许私人铸钱、冶铁、煮盐，吴王刘濞因海煮盐为利，邓通倚仗铜山致富，并且纷纷铸钱，于是“吴邓钱布天下”，而且诸侯财雄势大以后，滋长了政治野心，以致汉景帝时期发生了险些颠覆政权的“七国之乱”。桑弘羊有类似商鞅的治理观念：老百姓如果太富有，就没法用利益来驱动；如果太强大，就没法用刑罚来震慑。这些，对帝国的统治都是非常不利的。其实，从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到秦汉的郡县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一直是古代中华帝国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也左右着天下的兴衰治乱。在这里，桑弘羊等朝臣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
第三，在专卖制度之外，均输法和平准法，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是好处多多。所谓均输，是各地诸侯在上缴贡赋的时候，不用布帛粮食等品种齐全，而是按当地市价折算成当地出产最多、价格自然也最便宜的产品，再由专设的均输官统一运往长安或在价格更高的地方出售，实现全国统筹，实质是政府充当了跨地区的贸易商；所谓平准，类似常平仓，在丰收的年份谷物多而贱，政府就多收储一些，在歉收的年份物谷物少而贵，政府就把积累的粮食投放市场，整体上可以起到调控市场、平抑物价的效果。均输和平准，前者是在空间上的跨区域调剂，后者是在时间上的跨时期调剂，桑弘羊认为不仅是调节经济的善法，而且政府可以赚一笔钱助力军需国防，古代的贤王像大禹商汤也这么干过，还能帮助国家赈灾安民，这么好的政策实在没有要废除的理由。
第四，工业和商业，都是国富民强的有机组成部分，治理国家不能死守着你们儒家那一套“重本抑末”的老黄历。桑弘羊是法家背景，效法管仲，崇奉商鞅，而贤良文学们很多都是儒家信徒，向往“五亩之桑、百亩之田”的小农生活，学理背景上的差异，让辩论很多时候变成鸡同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桑弘羊指出，“富国不一道”，国富民强不一定只有务农一条路，很多的民生器物，“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农业品和工业品正是依托了商业，才各自获得利益，实现各安民生、货畅其流。现如今的大汉，来自西域的骆驼、大宛的宝马，还有各地的珊瑚琉璃，都是因为有了工商业，才进入百姓的生活。而且，“异物内流”的同时“利不外流”，岂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些辩词里面，有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强调顺差的重商主义色彩。
但是，在贤良文学们看来，这些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当政者们的一面之词，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远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贤良文学们有自己的立场和理论体系，所以反驳得也是底气十足，有理有据，有板有眼。
首先，贤良文学们指出，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在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贤良文学并没有过多地指责盐铁专卖政策出台的动机，但他们来自社会底层，深谙民情，深知民苦，他们的论点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情。像均输政策，本意是政府在不同地区间贱买贵卖，但实际上官吏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行奸卖平”，导致“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官员们想要扩大盈利，于是用欺诈的手段买进老百姓的产品，有时候还要求百姓卖出他们本来没有的东西，结果就需要忍受双重盘剥，哪里有半点均输的影子？像平准政策，“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官府和富商勾结，成为助长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哪里还有半点平准的影子？再比如，政府为了冶铁专卖在各地都设置了铁官，要求标准统一质量高，但贤良们指出，这些铁官造出来的东西多为大件铁器，而且用生铁制成，不符合民用需求，老百姓去买的时候他们还常常人都不在，铁器卖不出去就搞强行摊派，还不如以往铁器私营的时候，商人们会把铁器送到田间，方便又好用，还可以赊购。而且，当权力与对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就会扰乱市场秩序，侵害公众利益，而且公众没有半点制约的办法。所以，即便桑弘羊等朝臣们认为政府的专卖政策有助于抑制豪强势力的增长，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巩固皇家的统治，但贤良文学们更多看到的是“一官伤千里”的实际运行效果。由此可见，再好的政策如果在执行中有偏差，也可能成为伤民的苛政，而在集权政治下的改革，如果没有清明的吏治作为基础，很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其次，对于外交和国防，贤良文学们反对发动战争，他们的态度是，“近者悦，远者来”，对于匈奴、南蛮这些夷狄，还是要“以德服人”，让他们自动地归服王化，而不是轻易兵戎相见。每次出征西域都天遥地远，不说粮草，连运输的花费都是不小的负担。在汉武帝的轮台诏中，就提到一次攻打车师国（在今天新疆吐鲁番的西北）的经历。为了攻打车师，西域属国如楼兰等国留在京城的子弟先回到本国，征集牲畜食物迎接汉军，又主动征发士兵几万人，才帮助汉军合围并降伏了车师国王。汉军攻破城邑，得到很多食物，这可算是实现“因粮于敌”了，可即使每人装得满满的，这些食物仍不足以支撑汉军完成战事，强壮的军人吃尽了牲畜，体弱的军人死在路上达数千人之多。而且，贤良文学们从根本上质疑这种征伐的正义性和意义，他们认为，用兵不是为了贪图别人的疆土，而是救民于水火。以前匈奴危害中国边境，征讨是正义的，但后来匈奴基本被打跑了，此后的连续征战除了让老百姓赋税更重人更穷、徭役和兵役更多，除了削弱国力，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呢？
第三，贤良文学们信奉的是王道政治，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是崇义不崇利。“王道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要什么军费呢？正是因为你们当政者“与民争利”“导民以利”，让世人都那么向往利益，才导致民众道德水准底下，争权夺利盛行，欲望不断滋长，这样下去，再多的财货也于事无补。只有从根源上“导民以德”，行仁义之道，才能让风俗淳厚，不会有那么多欲望，这样即使财货少一点也是够的。对于工商业，他们的观点是够用就可以了，“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这些论点，虽然过于理想化，在逻辑上也算是自洽的。而且，由于这是儒家与法家在根本论点和立场上的分歧，所以在辩论中几乎是无法调和的。每次桑弘羊等朝臣听贤良文学们这么说，都忍不住出言讥讽，有时候骂他们徒有其表没本事，自己吃不饱，双亲也养不好，有时候骂他们迂腐不开窍，抱着虚无缥缈的三代治理理想而完全不切实际，而贤良文学们也反唇相讥，直斥他们是“兴利之臣”，甚至骂他们“见利不虞害，贪得不顾耻”，就像贪吃死老鼠的猫头鹰一样，而且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朝堂辩论每次到了这个程度，除了用词更加引经据典，骂人更加拐弯抹角，本质上跟泼妇骂街也没什么区别了。
回顾这场盐铁激辩，即使是在2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很难说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西汉从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武帝的大兴攻伐，平添了大量军费和建设边疆的费用，还有汉武帝本人好求仙，持续兴建了柏梁台、建章宫等浩大工程，导致财政支出的压力空前增加。汉武帝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一个府库充盈、欣欣向荣的王朝，可是对匈奴的战争机器一开动，前朝的积累很快就不够用了。作为对匈战争标志的“马邑之谋”之后11年，府库告急，汉武帝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是增设“武功爵”，公开卖出爵位，一级大概值钱两万，刑期也可以用钱来赎。但这是个饮鸩止渴的办法，很快就带来了“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的后果。
第二个办法是发行白鹿币，取上林苑独有的白鹿皮，以精美的银、錫装饰其上，一张鹿皮四十万金，要求各路诸侯朝觐的时候必须先交这个。这可算是“税收驱动货币”的最早试验了。在铸币上武帝还动过很多脑筋，比如发行所谓的“白金三品”，也是一种以发行大钱来变相征收铸币税的办法，重铸货币达四五次，并发展到完全禁止私铸货币。可真正帮武帝解决问题的，还是桑弘羊等“兴利之臣”提出的一些财政增收办法。
第三个办法始自元狩四年，也就是武帝即位的第22年，开始实施盐铁专卖，对敢私自煮盐铸铁的，施以刑罚。后来在天汉三年还增加了酒的专卖。
第四个办法是向富商豪强征收财产税，就是被后世诟病较多的“算缗”“告缗”。由于当时收入和财产统计不发达，武帝先要求富商豪强自己计算财产价值，按照2000钱征收120钱的比例上缴，这叫“算缗”（缗是串铜钱的丝线），相当于征收6%的财产税。而且，如果富商豪强自己瞒报漏报，鼓励知情人士告发，告发者可以得到这些富商豪强收入的一半，这叫“告缗”。
第五个办法就是设均输令和行平准之法，由政府来垄断贸易获利。这些措施实施后，汉武帝的感觉好多了。“天子巡狩，所过赏赐，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没有增加农民的赋税，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还是足够开支。
但是，正如贤良文学们在辩论中谈到的，这些财政增收措施并不是没有后果的。政府进行官营专卖，与民争利，会造成挤出民间的投资和消费；政府增加税收，会降低民间的财力和投资意愿。到武帝后期，“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司马光批评汉武帝所作所为跟秦始皇相去不远，“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历史学家钱穆也说武帝时期看上去是“西汉之全盛”，而其后期实为“西汉之中衰”。如果我们用现代经济理论来审视武帝的财政增收措施 ，除了卖爵位的措施可能影响吏治弊端较多外，其他的措施在现代主权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均可谓常见。一些西方国家在“现代货币理论”的鼓动下甚至走得更远。所以，抚今追昔，值得现代国家反思和警惕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场非典型辩论的结果是，桑弘羊等朝臣部分采纳了贤良文学的观点，同意“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也就是废除了酒的专卖，也废除了函谷关以西地区的铁器专卖，上奏汉昭帝后获准颁行。虽然后来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政策继续实行，但当政者通过这次辩论，也了解到更多的政策运行实际，大汉王朝对它的内政、外交、国防和吏治，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和革新。在随后霍光主政和汉宣帝年间，朝政更加平和稳健，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国力从强盛到衰弱之后，迎来了“昭宣中兴”的美好时代。
（封面图源：百度）
